原题：创新驱动改革 治理推动发展
编者的话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全会胜利闭幕后，复旦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及时组织“专家论坛”，深入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现择其中主要观点予以刊登，与读者交流。
改革开放让我们赶上新时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禹龙：十八届三中全会既然是全会，应该要贯彻“十八大”一些决议决策。所以我拿了公报跟十八大的报告，对照起来看，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我看下来，第一个，就是“赶上了新时代”的提法。这个提法，让我们感受到，党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有了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把改革开放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定位。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阐述和认知。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心宇：这次公报更加科学地认识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它里面讲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矛盾。其中有一句话，改革开放是“使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我们党能够这样开诚布公地谈我们自己对所处历史地位的认识，这样的一种气魄，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们曾经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通过改革开放我们赶上了时代。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改革者与所有的参与者，使整个中国历史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使整个中国人民的福祉大大提高了，这是我们的成就所在，也是我们以后的希望所在。
“治理”登场——改革方法论的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通过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来实现改革的总目标。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要建设国家治理体系，首次提出要实现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表述和理念。其背后包涵了三个重要的逻辑要点：一是制度，二是组织体系，三是能力，体现了改革的政治现代化导向。可以说，这种“制度+组织+能力”的三层次发展目标，体现了我们党一直以来十分重视的制度绩效，指明了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即以能力建设为导向，以组织的功能优化为重点，以制度建设自我完善为落脚点，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从此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所涵盖的领域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报告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涉及了政府有效治理、创新社会治理，还包括市场治理、司法治理、生态治理、国家安全治理、军队治理、党内治理等一系列的内涵，是对治理领域的全面拓展。
报告还指出了治理的路径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能力导向、组织功能优化为重点的理念，从而实现最终我国制度绩效的全面提升。
治理是新型改革的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最终可以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从而推动各项改革目标的实现。
改革智慧的集中体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是对邓小平智慧的回归。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其实就是从计划、从政府走向市场。邓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样，政府管不了那么多。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对于知识的要求，对于风险的防范，政府是没办法控制的，只能通过市场，市场既有活力，能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专业知识，又能够防范风险。
梳理一下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表述上的变化，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决定性”这几个字是蛮重要的。我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关注，我们过去十年国企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有外部性，有世界金融危机，但其实主要还在于，我们以为短期经济状况改变了，我们国有企业就可以做大，其实不是这样，你做大以后，对于企业的发展还是有问题的。还是要充分重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理念，强调这一点，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智慧的回归。
三个突破与两个约束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三个突破表现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第一个突破表现在对内改革，解决了市场为本还是政府为本的问题。第二个突破表现为对外开放，我们今天要走一条与国际接轨的路。自贸区能做什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政府来设计的。第三个突破集中在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了二元经济问题。今天要让劳动力要素市场流动起来，让人口红利充分发掘，如果实现土地改革，将是一个很伟大的突破，可以完成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公报还给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约束，一个是对市场的约束，一个是对政府的约束。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是对市场的约束。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行政运作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不能越法，是宪法对政府、行政的约束。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在这两个约束上控制住，未来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可以期待的。
维护国家核心价值的安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国安会的设立，让人们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国家安全的维护从大的方面来讲，很重要的一块是国家核心价值的安全，其中涉及道路持续性、坚定性，制度的稳定性，价值体系的安全性。中央领导也讲了有两条路不能走，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峰会上也讲了不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些都跟国家安全核心价值有关。在这个之外，我们讲的文化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也属于这个范畴。第二个，就涉及怎样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下构建一个国家安全的经济安全体系，这涉及怎样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安全，怎样保护我们现在的海外权益，里面又涉及公民的海外人权、资产安全、市场份额的安全、贸易通道的安全、公司的安全等。金融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金融风险，比如我们跟各个国家构建自贸区，可能有一个贸易风险。这些都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需要思考的风险、安全问题。第三个，是国家武装力量体系。对一个大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体系，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和工业体系的，我们国家有这个东西。所以在国防体系上不能受制于人，要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建设。
创新驱动与驱动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是“创新驱动”，但是，“创新不错，问题是创新来自哪里，是什么驱动了创新？”这是学者要思考的问题。从这次三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它的核心、灵魂就是改革，改革就是为了创新，所以改革是创新的一个驱动。
什么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放全社会公民的创新能力。我觉得公报里面有这个精神，这是真正挖掘创新的来源，真正挖掘驱动创新的力量来源。比如说，强调市场的自由、要素的自由等。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是解决中国发展一切问题的基础，公报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且强调以经济改革来牵引改革，这样改革就落地了，非常好。
心理健康与社会信任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君辰：全会公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此可从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以人为本”，政府讲、学校讲、企业也讲。对“以人为本”我的解释是，一个是初级阶段的以人为本，一个是高级阶段的以人为本。初级阶段的以人为本，是考虑个体不同需求的一种理念，要考虑个体的精神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等。高级的以人为本，是强调发挥个体的潜力、满足个体自我实现要求的理念。
第二，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里面，一是强调了人民是改革的靠山，如果人民不拥护，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二是强调了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民满意，对人民没好处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三是强调了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要首先改革，包括住房、教育、医疗、通胀、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事情。
最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这里包括身体健康，涉及空气、体育、医疗等；包括心理健康，如我们怎么建立信任感，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信任感等；包括提升全民素质，如精神、价值观、文化、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建国、兴国与治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我从历史角度讲点感受。现在的改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不同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面临的主要是观念障碍，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利益障碍，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要是解决观念障碍。现在主要是利益障碍，扫除利益障碍要伤筋动骨，是很困难的。第二个不同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确实要讲究顶层设计。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解决的很多是经济改革，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的改革很多是每走一步，很多人受益，但是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改革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转速。以前，我们解决的是建国与兴国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治”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是以拨乱反正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必须以治理体系的完善促发展。第四个不同，是国际环境不同。改革开放之初是西方世界欢迎中国的开放，现在我们在形成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甚至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很复杂。
人也要以社会为本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公报当中多次讲到了“公平”，我们告别了过去流行的“兼顾公平”的说法。“兼顾公平”的说法，严格说并不科学，当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讲，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公平”，公平也能出效率，公平能出大效率。
另外我们强调社会以人为本的同时，也能不能强调人要以社会为本。人与社会是同时产生的，社会不以人为本，这不叫社会；人不以社会为本，人不社会化，也不是“人”。所以这两点是不是也能够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