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明确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会减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投机、搭便车等行为，有利于社会有效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新的提法，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一个亮点。社会各界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社科界专家学者。
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治理效益
“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界分，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桑玉成看来，当代公共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取向，即以“治理”消除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桑玉成说，“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尽管政府依然是社会公共管理功能和责任的承担者，但是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行为主体间形成了一种有机合作关系，从而让更多行为主体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关心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
“管理”与“治理”的运作方式有区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袁祖社认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刚性模式，而“治理”则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复合型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治理”的变革性意义还包括明确了社会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决定》明确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袁祖社表示，明确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会减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投机、搭便车等行为，有利于社会有效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制度+组织+能力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国家治理”概念，实际上是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理念的逻辑演进和必然。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浦劬告诉记者，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多处采用“治理”的概念，并且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认为，治理现代化包含三个重要的逻辑要点：一是制度，二是组织体系，三是能力。这些体现了改革的政治现代化导向。可以说，这种“制度+组织+能力”的三层次发展目标，体现了我党一直以来十分重视的制度绩效，指明了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即以能力建设为导向，以组织的功能优化为重点，以制度建设自我完善为落脚点，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以人民利益为治理切入点
“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着很多社会难题，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切入点。”袁祖社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马骏从两个维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个维度是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能力包括多方面内容，例如，调节社会关系能力、应对危机能力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与信息化社会，国家能力之强弱，是正确引导该国经济社会发展之关键。另一个维度是完善政治问责体系建设，对现代国家治理来说，“问责”是一项重要内容。马骏特别谈到了公共预算和国家治理的关系：“预算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支撑，而财政（预算）问责又是政治问责的重点。”
袁祖社用了三个“好”来表达他对治理目标的理解：“治理要达到善治，就是在遵循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形成好政府、好社会、好市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法治基础上的良好公共秩序。在经济生活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要追求分配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在民众的生活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治理”理论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当前需要全面理解和把握“治理”概念，形成“治理”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应防止照抄照搬西方概念和理论，尤其是要防止推行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政治倾向。王浦劬对记者说，“治理”的概念并不是西方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不能简单片面地以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来理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层面上，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其根本理论逻辑出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历史逻辑出自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王浦劬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