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崛起，成为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从90年代起，新民粹主义从西欧向剧变后的中东欧地区扩散，使得新民粹主义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1]这个过程，恰好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叠合，也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并行，为考察欧洲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比国外学界稍晚，中国学者对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内容上来看，由于新民粹主义首先在西欧兴起且中国学界长期对西欧政党政治和政治思潮研究有着一定的偏好，学者们普遍忽略了新民粹主义在西欧与中东欧（主要指入盟国家）的演进历程及其相似性与差异性，因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2]笔者曾对转型中的中东欧新民粹主义进行过探讨[3]，但也没有将其与西欧新民粹主义进行对比。因此，本文拟对新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发展作一简要总结，对西欧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对比，并且对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未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演进与内涵
一般认为，自19世纪后期始，民粹主义（Populism）主要经历了三次浪潮：（1）19世纪末在俄国、美国以及东欧出现的第一代民粹主义；（2）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兴起的第二代民粹主义，尤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复兴为甚；（3）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复兴的第三代民粹主义。[4]第三代民粹主义，也即“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当前仍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活跃。
那么，民粹主义与新民粹主义存在怎样的关联，又有怎样的区别呢？民粹主义本身是一个语境依赖很强的概念[5]，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6]民粹主义复杂多变，在不同国家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仅仅从政治层面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社会运动、政策策略或政治心态，具体则体现为政党活动。虽然民粹主义的内涵过于宽泛，其自身定位也模糊不清，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其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即以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换言之，民粹主义是政治生态的民意反应，标榜民众（people）与他者（other）的对立。[7]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民粹主义所指示的“民众”与“他者”有所不同。在19世纪末的美国，“民众”是南部和西部农民及其利益代表者人民党，“他者”是金融寡头、银行资本家、铁路当局以及对民众诉求充耳不闻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民众”是代表普通农民的知识分子，“他者”是沙俄政权；在20世纪中后期的拉美[8]，“民众”是魅力型领袖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受损与缺乏保护的中下阶层，“他者”是贫困与不平等及其制造者。
民粹主义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现象，尤其出现于社会转型时期，它也因此成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视角。甚至有学者指出：“只有像‘民粹主义’这样模糊和内涵不清楚的概念才能让人认识到世界很多地方发生的急剧政治转变。‘民粹主义’比现在流行的任何其他概念都更好地抓住了自由民主在当今遭遇的挑战的本质。”[9]
20世纪中后期，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和组织在欧洲政治舞台频频出现并有不俗表现，宣告了民粹主义的复兴。虽然新民粹主义并不仅限于欧洲，在美洲等地区也存在并活跃，但新民粹主义在欧洲的表现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甚至有学者指出，新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就是用来描述欧洲民粹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某种“重新回归”。[10]
那么，欧洲新民粹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现象呢？英国政治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认为，从内容上看，它非常复杂，是反对移民、种族民族主义、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反伊斯兰和福利主义（welfare chauvinism）的混合物。[11] 从表现形态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像2000年燃料抗议运动或反全球化运动之类的社会动员；二是欧盟的各种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欧洲怀疑主义；三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12]进一步来讲，欧洲新民粹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新民粹主义在显示极端的同时保持了对民主的肯定，它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二，新民粹主义不再主张作为人民的精英来带领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张反对精英政治；第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质疑与忧虑成为新民粹主义兴起的催化剂，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第四，新民粹主义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它首先出现在西欧，但不限于西欧并广泛存在于中东欧国家；第五，新民粹主义是具有相似性和同时性的现象聚合，是一个地区不同国家社会生态的表征，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党形态”[13]；第六，近年来，部分新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具有跨国联系、强烈的仇外情绪以及超越于选举之外的街头运动等倾向。[14]
因此，我们不能套用民粹主义的传统解释来分析欧洲新民粹主义，或者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现象的“复活”或“回归”——成为“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或“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否则将阻碍人们对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全面认识。事实上，近些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稍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极右政党已不再公开推崇法西斯主义，也不再公开鼓吹种族主义，而是打着为民众谋福利的旗号“转型”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15]况且，成为一个泛欧洲现象的新民粹主义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
二、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与中东欧的异同
新民粹主义政党首先是在西欧出现的。关于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下面一段描述不仅归纳了其表现形态，而且概括了其理论特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极右翼政党，特别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16]在过去数十年里，除了法国和奥地利以外，以右翼民粹主义为特征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其他西欧国家也非常活跃，诸如丹麦进步党（The Danish Progress Party）、丹麦人民党（The Danish People's Party）、挪威进步党（The Norwegian Progress Party）、意大利北方联盟（North League）、比利时弗兰芒集团（Vlaams Blok）、弗兰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荷兰富图恩名单（The Pim Fortuyn List）、荷兰自由党（The Party for Freedom）、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 s Party）、瑞士提契诺联盟（Ticino League）、瑞典新民主党（Swedish New Democracy party）、芬兰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德国共和党（The Republicans）和德意志人民联盟（German People s Union），等等。[17]
近年来，除了意大利北方联盟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外，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重新显示出复兴态势，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获得13. 6%的选票和2个议席，时隔20多年后再次进入议会，奥地利自由党则一直保持1/5到1/4的议会选票。甚至，连英国极右翼的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也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了2个席位。而在2012年希腊议会大选中，带有强烈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党派“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首次参选就出人意料地获得近7%的选票和21个议席，成为希腊自1974年军人独裁政府被推翻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极右政党。相应地，这些政党的领袖在该国的总统选举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优异表现，尤其在法国。另外，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如英格兰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等继续发动街头政治，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地域覆盖，右翼民粹主义都已经具有了“泛西欧化”的特征。
在中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只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一定的影响。由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People s Party-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在1992年到2002年10年间维持着斯洛伐克第一大党的地位，匈牙利的两个新民粹主义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Hungarian Civic Union，以下简称“青民盟”）和匈牙利民主论坛（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均是匈牙利政坛重要的政治力量。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政坛活跃甚至上台执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占据了一定席位。比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arty of Law and Justice）2005年异军突起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Direction-Social Democracy）自2006年议会大选后实现了三连胜，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Partidul Democrat-Liberal）2008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上台执政，成立仅两年多的保加利亚黑马政党——欧洲发展公民党（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在2009年大选中击败了曾三度执政的社会党，匈牙利青民盟继2002年大选失利后于2010年再次成功上台执政。此外，一些极端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如匈牙利尤比克党（JOBBIK）、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National Union Attack）以及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ak National Party）都有不错的表现。
可见，新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泛欧洲现象。然而，由于西欧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有所不同，新民粹主义在这两个地区虽有一些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首先，与西欧新民粹主义相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也反对精英统治，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全球化进程。不同的是，它们反对的对象有所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通常指向的是共产主义及其遗产，而西欧新民粹主义主要是对现存秩序和权力拥有者的反抗；它们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种族主义思想的程度不一样，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在这些方面的诉求较弱，充其量只是对内部的罗姆人和犹太人表现出不满情绪，而西欧新民粹主义特别关注外来移民的威胁。[18] 总的来讲，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强调“去共产主义遗产”下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相反，西欧新民粹主义则强调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反对外来移民，主张排外主义。[19]
其次，与西欧新民粹主义多为右翼民粹主义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并非右翼的专利。在西欧，新民粹主义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只是在核心主张上有所差异，或强调民族主义，或主张排外主义，或推行种族主义，等等。它们也因而被分为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种族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等。然而，在中东欧，多数新民粹主义政党都成立不久，它们正是凭借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左右逢源”，在大选中获得“意外的成功”，所以很难将它们归类于或等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的民粹主义政党还是左翼力量，如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当然，中东欧国家也有一些极端强硬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匈牙利尤比克党、斯洛伐克民族党以及捷克工人党（The Czech Workers’ Party）[20] 等。一般说来，这种分类在中东欧地区被划分为“强硬派”民粹主义（hard populism）与“温和派”民粹主义（soft populism）。[21]最后，与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有着比较清晰的政治立场与界限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为迎合选民，任意采用自由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政党的政策。过去的经验表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可以与左翼社会民主党合作，如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the Second）在2005年与保加利亚社会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也可以和右翼政党合作，如罗马尼亚民主党和国家自由党在2004年组成选举联盟；还可以另起炉灶，挑战左、右政党，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单独参加2005年议会大选，一度组建少数派政府，继而又与民粹主义政党自卫党（Self-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和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组成联合政府。而在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政治立场与界限非常明确，较少出现与左翼合作甚至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事实上，将自己的主张和意识形态色彩标新立异本身就是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立足的基石。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中东欧地区，新民粹主义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中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各国，由于独立较晚，其民族主义的特性较强，与精英的结合也更为密切，而中欧国家（主要是指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里只有斯洛伐克的情况与此类似。[22]
三、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未来走向
从时间上看，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复兴正好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叠合。新民粹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同行并进，成为引人注目的两条平行线。[23] 事实上，新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在欧洲得势，在于它们“巧妙地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进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且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24] 。
其一，“入盟后综合症”加剧了民众对欧盟的怀疑，为新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人们在观察欧洲一体化时，常常以为只有中东欧国家才会出现“入盟后综合症”，实际上西欧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社会重新贫困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问题此起彼伏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共同困境，一体化带来的负面问题使得对欧洲化进程持怀疑态度和情绪的人普遍存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目前尚未探底的欧债危机使这些现象更加明显。[25] 工人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面临“福利缩水”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滋生不安定、失落甚至恐惧感，因而极易受到民粹主义的煽动和诱惑。[26]
其二，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以及竞选纲领日益趋同和中间化，出现了政治真空，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空间。面临大选时，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努力超越左和右、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全民党转变的做法，在争取中间选民的同时，很难兼顾传统选民的利益，[27] 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方面又很难提出有吸引力的实质性方案。同时，这些政党日益精英化，腐败丑闻不断，形象严重受损，使民众产生了厌倦和反感。纵观欧洲各国选举情况，选民对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的信任危机有增无减，选民的忠诚度日渐下降。于是，民众逐渐寄希望于一个“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一个由“非官僚”的领袖领导的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党来改变现状，转而支持新民粹主义政党。
其三，大众媒体对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选举的媒体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社会生态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引发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的组织化程序和等级化机制逐渐被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便利、直接、个性化的方式所取代，而新民粹主义领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并有效利用了这些变化。[28] 他们一方面引导公众的关切并左右社会舆论，收获了有利的舆论，另一方面塑造魅力型领袖，如奥地利自由党主席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和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领袖博伊科·鲍利索夫（Boyko Borisov），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其四，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还积极加强跨国政党之间的联系与支持，使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国际化，影响力大大增强。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组织也调整策略，不再单打独斗，出现了“一体化”趋势。[29] 捷克工人党在2009年与德国国家民主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两国新纳粹组织和团体之间的联系。同时，捷克工人党还积极与斯洛伐克的极右翼组织如斯洛伐克兄弟会（Slovak Brotherhood）合作，后者又与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的极右组织建立起联系。2009年，匈牙利尤比克党与英国国家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民族右派（Movimento Sociale-Fiamma Tricolore）共同成立了欧洲民族运动联盟（Alliance of European Nationalist Movements），该组织后来吸纳了瑞典、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极右组织为成员，成为一个泛欧洲的极右政党联盟。[30] 此外，欧洲众多极右翼政党还积极与世界范围的右翼组织取得联系，如2010年参加日本极右团体“一水会”举办的极右政党论坛，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
应当承认，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些极右政党的发展态势对欧洲民主进程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目前它们还很难替代左右翼主流政党，也没有发展成为可以颠覆议会民主制度的力量。相反，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翼政党若想继续壮大力量、巩固地位，只能遵守民主的规范与原则，在民主体制内运作，并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否则其合法性将会受到侵蚀。同时，新民粹主义政党自身还存在一些诸如内部分化等方面的问题，影响并制约着它们的发展。[31] 当然，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政党”，只要经济社会问题依然严重、民众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们就有生存的空间。
总之，对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未来进行预测实非易事，它“对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更可能是祸害”[32] 。对于民主制度来讲，民粹主义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挑战。[33] 进一步讲，“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34] 。所以说，“民粹主义既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是民主的达人。确切地讲，它是民主的镜像，借助于它，民主得以通过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完善自身”[35] 。它更像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36] ，而制度化的民主可以“降低民粹主义者掌权的危险程度”[37] 。
上述判断既适用于欧洲国家的民主发展现状，也是对欧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如果要分别对西欧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进行预测，那么由于中东欧国家尚处于转型关键期，代议制民主正趋于巩固阶段，新民粹主义政党可能会阵发性地“夺权”，也可能极易丢失政权，同时一些新的政党会突然出现并获得不俗表现，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对比较稳定，将继续发挥影响并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不过其极右的主张在政党选举中总体上会处于弱势。
注释：
[1] 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p.7-8.
[2] 有学者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参见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另外，还有学者对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进行了探讨，参见姜琍：《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9页。
[3]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69页。
[4]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5] Grigorij Mesenikov，Ol ga Gyárfáová，and Daniel Smilov，eds.，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Bratislava: Institutie for Public Affairs，2008，p.7.
[6] 1967年，以欧内斯特·盖尔纳和以赛亚·伯林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召开学术会议，试图澄清民粹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和定义，结果并未如愿。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序言“一个幽灵在世界徘徊”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即民粹主义如幽灵一样捉摸不定、变化多端。参见Ghita Ionescu & Ernest Gellner，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New York: Macmillan Co.，1969。
[7]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8] 拉丁美洲的20世纪几乎是“民粹主义的世纪”，20世纪初期称为早期民粹主义，中期为传统民粹主义，后期为新民粹主义。参见刘洪涛：《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9] Ivan Krastev，“The Populist Moment”，http://www.eurozine.com /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10] 参见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中央编译局专家文库：http://www.cctb.net/zjxz/expertarticle/201011/t20101105_24436.htm。
[11] Paul Taggart，“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December 5，2012，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
[12] Paul Taggart，“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9，No.3，October 2004，p.285.
[13]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4] Jonathan Birdwell &Jamie Bartlett，“Populism in Europe”，http://www.demos.co.uk/projects/thefarrightineurope.
[15] Pascal Perrineau，“European Interview with Pascal Perrineau on the Rise of National Populism in Europe”，European Interview，No.53，January 24，2011，p.1.
[16] 吴稼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载《南方周末》2008 年4月24日，第 E31 版。
[17] 它们有的已经更名，或者解散不存在了，有关它们的存在时间，参见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有关这些政党的政治表现，参见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p.9-20。
[18]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
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Florian Hartleb ed.，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2011，p.77. [19] Isabelle Rousseau，“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2012，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20] 捷克工人党创建于2003年，是一个具有仇外和沙文主义的元素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极右政党，2010年被取缔，但依然活跃。
[21]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6—57页。
[22] 对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内部异同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非常有价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做过多探讨，详见Andrej Skolkay，“Populism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IWM Working Paper，No.1，2000，http://www.iwm.at/publ-jvc/jc-09-11.pdf，pp.5-6; Attila ágh，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p.62-69。
[23] 参见崔宏伟：《多维视角中的欧洲极右翼现象》，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第77—80页。
[24]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eds.，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8，p.214.
[25] Antonio Missiroli，“The Rise of Anti-EU Populism:Why，and What to Do about It”，European Policy Centre，September 12，2011，
http://www.epc.eu/documents/uploads/pub_1331_the_rise_of_anti-eu_populism.pdf.
[26] Peter H.Merkl & Leonard Weinberg，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London: Frank Cass，1997，p.26.
[27] 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第89页。
[28] Benjamin Arditi，Politics on the Edges of Liberalism: Difference，Populism，Revolution，Agitation，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p.60-74.
[29] 参见张健：《当前欧洲极右势力抬头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第3页。
[30] Mare Miroslav，“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of Right-Wing Extremists in East-Central Europe”，
http://cenaa.org/analysis/wp-content/uploads/2013/02/Mares_final.pdf.
关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范围内极端民粹主义政党跨国联系及相互支持的情况，参见滕凌：《当代欧洲极右翼运动剖析》，载《国际观察》2001年4期，第23页。
[31] Reinhard Heinisch，“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6，No.3，July，2003，pp.91-130.
[32]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33] Tom Bryder，“Populism - a Threat or a Challenge for the Democratic System?”http://polsci.ku.dk/english/international_students/present_international_students
/taking_exams/past_papers/populism_a_threat_or_a_challenge_for_the_democratic_system.pdf/.
[34] 吴稼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载《南方周末》2008 年4月24 日，第 E31 版。
[35] Francisco Panizza，eds.，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London: Verso，2005，p.3.
[36] [英]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37] Larry Dianmond，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