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在城市存在着较发达的现代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一个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享有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却存在一个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相应地也存在着人数众多、比较贫穷的农民大众。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元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二元社会很容易形成矛盾对立，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泰国深受这种二元社会之苦，二元社会对立形成了分别代表各自的政治集团，二者矛盾不可协调，街头政治一度成为泰国的一个独特现象。
泰国是个农业国，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60%~70%的人口仍住在农村。泰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1950年代初期，泰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3个百分点，高于东南亚平均水平约1个百分点。2005年，泰国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水平低了近16个百分点，低于东南亚城市化水平11.5个百分点。泰国以往历届政府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特别是首都曼谷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农村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1960年代前，泰国的城市内部除了对自然资源产品的粗加工外，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经过战后的恢复时期，泰国于1954年制定了“工业投资鼓励条例”。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泰国的经济结构开始明显转变。然而，这一时期工业发展中所采用的技术几乎全部来自于西方，缺乏独立自主的技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短缺，这种状况导致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恰恰与泰国当时城市所需的发展方式相反，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城市病问题开始凸显。一方面，由于城市正规部门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使得大量城市贫民不得不受雇于正规就业结构之外的各种行业。事实上，如果不存在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他们流入城市的“期望收入”几乎是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由于他们预期到能够从得到城市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中获得补偿，因此他们对城市内部新增就业岗位表现得十分敏感。另一方面，这部分城市贫民主要从事资金技术要求低和盈利较快的小商业、饮食业等服务行业，从而使得城市的第三产业在低水平上高速膨胀，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虚假繁荣现象”。
纵观1960年代后期泰国的整个城市化过程，是在一种“畸形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下进行的，即城市化过程缺乏农业发展的基础。城市人口的扩张并非是由农业现代化催生出的城市机械人口的增加而造成的，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拉力”而非农村的“推力”造成的。农村内部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以及政府将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城市地区，也进一步限制了农村的发展，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批城市失业工人返回农村，也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的负担，泰国城乡人口贫困差异依然明显。
伴随着泰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然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泰国6000万人口中只有50万人接受过中等教育，学龄前失学儿童91%集中在农村，教育体制的落后以及人力资本地区性分配不均使得泰国工业化进程不得不面临人力资本的匮乏问题。事实上，196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在制定第一个经济发展长期计划时就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70年代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年增长率为34.5%，1990年教育经费已经占到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19.2%。但是泰国政府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首先，泰国多数中学都分布在城镇，农民孩子去城镇读书课余时间就不能帮助家庭进行生产活动，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因而增加了农户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其次，泰国农村非集约化的生产技术状况使得学生毕业后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学到的知识很难能够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增加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风险。在有限的农业收入制约下，许多农户不得不放弃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例如，1999年仅仅因交不起学费和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的学生占总辍学学生的比例就达到63%。最后，诱致性的教育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中不但雇佣方可以更加容易采取有效的甄别机制雇用到满意的员工，受教育者也更容易通过信号显示机制找到满意的工作。由于泰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相对落后，高等教育接受群体的高失业水平反而越发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降低了泰国国民对教育投资的偏好。
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泰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12%，高出城市地区近3倍；全国八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而占全国总人口近半数的泰国东北部、北部农村仅拥有不足10%的工业。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泰国的贫富差距比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邻国都大得多。2009年，泰国国内最富有的20%人口比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高出14.7倍，60%的人口所分得的财富仅占其总额的25%。不难看出，泰国的城乡经济鸿沟和贫富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鸿沟和差距就会逐步缩小。然而，以往的泰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关注过农村的发展。客观地说，他信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认真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总理。他信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允许农民推迟还债三年，给每村100万铢贷款作为发展基金，实施“一乡一产品”种植，“30铢治百病”等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在2001—2005年他信当政的5年中，农民的收入提高了60%。这使最讲究实际的广大农民对他信感恩戴德，成为他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信惠农政策的背后是以牺牲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例如，“30铢治百病”医疗计划，主要是为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民设立的，但这一计划的实施降低了医院的利润，减少了医生的收入。而政府用于这些扶贫项目的支出主要来源于中产阶级（包括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所得税的提高。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步维艰，20所大学的1万多名年轻教师因被纳入他信所倡导的脱离公务员队伍计划而加薪无望。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制改革，使得自来水、煤气、电力等公司的职工下岗。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曼谷城市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不满，他们成为反他信的主体力量。
所以，泰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解决好各方的矛盾，反而突出了二元社会的矛盾冲突，成为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