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罗斯国内关于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
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并非只是客观的物质过程，而是夹杂了大量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判断、偏好、认知、利益和价值倾向。任何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都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严格地说，对于俄罗斯当前经济形势，左、中、右三派所持立场并无太大原则差异。多数专家对20年来俄罗斯借助能源优势及内需因素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认为尽管经济并没有发展，但增长的确存在，多数居民的收入得到提高。[9]
国际战略学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是中间派的代表，该派学者多从政治和经济相互交织以及国内和国际进程相互关联的角度，看待俄罗斯经济战略和政策问题。阿列克谢·库德林曾任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卡拉加诺夫和库德林都倾向于把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称为“黄金十年”。[10]
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经济受到剧烈冲击，迄今尚未恢复。作为传统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普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认为，从经济活跃程度而言，目前已经接近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情况，但是投资水平只及当年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济的进一步提升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虽然石油价格比预期要高出10%，但经济增长指标却比预测低两倍。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影响，那么经济已经停顿。他还强调，俄罗斯经济实际上已经陷于衰退，绝无可能实现既定的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目标和任务。[11]
总体上看，俄罗斯国内对于经济形势都曾明确表示其已陷于“停滞”，并对应“下大功夫治本”持有相近立场。但对于经济如何前行发展，俄罗斯国内争论依然非常激烈。
（一）关于改变现状的战略和政策措施的争论
就当前经济战略和政策措施的总原则而言，俄罗斯国内的自由派、传统派、中间派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
1.自由派主张
在普京第三任总统组阁之时，库德林曾撰文“我们对新政府期待什么”，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前经济政策的看法。该文提出了有关俄罗斯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十个问题及解决方法，体现了大多数自由派学者的立场——“更多自由，就会有更多的责任心”，其要点如下：
第一，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和商业环境的长期可预测性，必须重建预算规则，对油气收入的使用、纯粹借贷数量都要实行严格限制。第二，改革国家管理体制，改变国家机构工作效率低下、相关改革措施执行不力的状态。第三，推进经济政策的非中央集权化进程，改善联邦政府、地区和市政管理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由本地区的人民而非上级部门进行考核和监督，重新恢复地方领导人选举，向地方转移联邦政府的财政资源。第四，推动投资增长，现存的固定资产远不足以解决技术装备革新和总体基础设施的发展，现有固定资产积累率在22%左右，实际上应达到27%-28%。第五，减少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过多存在，保卫私人所有制，承认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限，限制并软化国家干预的措施，推进国有大公司的私有化进程，扩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加大对于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的公众监督。第六，巩固和发展一系列生产性、住宅性和公共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其在联邦预算中的相关开支，解决资金问题亟需关键性预算部门实行全面结构改革。第七，撤除对于商品和资本流通的行政障碍，推动进口商品便利化等方面工作。第八，发展人力资本，提高国家教育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需要加大经济支持力度，并对老旧的预算系统进行改革。第九，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有效推动劳工培训和教育。第十，完善社会保障系统。[12]
2．传统派主张
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战略，格拉济耶夫与库德林的看法针锋相对。格拉济耶夫是俄罗斯左翼经济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大多数传统派学者的立场。
格拉济耶夫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反复强调优化投资环境、建立保障企业活动的条件、保护企业所有权等，但这些观点已经说了二十多年，终究还是空谈。塞浦路斯危机表明，那里的主要投资者就是俄罗斯的寡头。他们因不愿意支付税收而将俄罗斯国内资金带走，俄罗斯每年因此损失的预算约5000亿卢布。而那些流往国外的资金，过一段时间又变成外资返回国内，寡头们由此在享受外资优惠条件的同时，又无须支付较高的获利税收。这种缺乏有力监管的体制使市场机制和国家权力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格拉济耶夫表示，人们在俄罗斯看到的市场崩塌，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看到的国家崩塌，是因为腐败使国家调节系统不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责任。在格拉济耶夫看来，远不是什么“越自由，就越有责任”，而恰恰是相反。[13]
3．中间派主张
有关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立场，卡拉加诺夫的观点与自由派十分接近。他强调俄罗斯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私有化进程，使私有化和私有制合法化。他重视亚洲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俄罗斯与亚洲地区的互补性合作将是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对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卡拉加诺夫倾向于以“渐进现代化”路线推行经济改革。他认为，2009年一度出现的民主化、现代化口号，反而使人们思想产生了混乱。他主张，在维护政治强人权威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直接对话
（二）有关宏观经济稳定和推动投资的争论
俄罗斯各派学者对改变能源依附型经济模式的问题上并无太大差异。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实现俄罗斯经济多样化，避免被能源经济所拖累。但在如何改变这种经济模式、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应如何协调等问题上，各派则看法不同。
库德林认为，“最终要通过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使俄罗斯摆脱对能源经济的依附。”他指出，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虽然推行了相关政策，旨在降低对油气经济和油气收入预算系统的依赖，形成了将其部分油气收入以储备基金方式加以积累的规范基础，但这一政策在危机时期并未充分有效。库德林强调，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政策应该更加注重实现控制通胀和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14]
然而，在格拉济耶夫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和提高投资的增长。如果国家能够向能源、资源出口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课以出口税、资源开采税，并将此归于储备基金，然后使这些储备基金在国外进行资本积聚，最终可能利用其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他认为，西方通胀理论主要通过五十年为期的数学模型来看待经济，认为经济只是在各种代理机构之间运行，那里自然是可以自由竞争。在这样的一个均衡状态下，滥发纸币自然导致通胀。但这些模型和理论并未考虑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在危机条件下，经济进入漩涡，模式工具很难起作用。格拉济耶夫批评机械看待投资和通胀关系的观点，他指出，“库德林这样写过，‘如果价格在哪个地方上涨，那么便意味着它必然会在其他地方下降’，而这是背离俄罗斯实际状况的。”[15]
从左、右两翼的立场对比来看，前者注重于发挥宏观调控功能，推动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后者将控制通胀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置于首位，虽然也并不反对通过能源外汇来集聚资金，以摆脱能源依附模式。中间派立场并不过多纠缠于重于投资还是重于稳定的争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俄罗斯经济的总体战略布局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三）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向的若干问题
以格拉济耶夫为代表的左翼立场明确指向三个方面：推进有针对性的减税等产业政策、发展优势产业、通过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确保俄罗斯经济的地区优势。
格拉济耶夫认为，为了建立能源加工产业，可以运用长期贷款支持的产业政策工具。能源产业不仅是可以投资的对象，也可以是一个实行减税政策的领域。为此，首先必须取消增值税，否则能源加工产业无法从不可计量的增税环节中解脱出来。
格拉济耶夫指出，俄罗斯拥有一系列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如原子能工业、火箭宇航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将资金投入这些产业部门，那么俄罗斯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将落后40年。[16]
格拉济耶夫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国家意志，同时要摧毁只顾自身而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悖的官僚利益。当今世界经历着结构性变革，新技术基础正在形成，经过3年到5年的新技术结构形成时期，经济就会进入发展的轨道。格拉济耶夫预测，这种新结构以每年35%的态势增长，到2017-2018年新的发展轨迹形成之时，再进入就将十分困难，因为那时对资金的需求将会大大超过现在。[17]
就未来的减税政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言，自由派、中间派和传统派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分歧。减税政策本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传统派强调的重点是同时对垄断企业的资源出口和开掘所获利润课以重税，这是一个原则性区别。与传统派强调高新技术作用并抱有非常乐观的前景不同，自由派和中间派主张更多地通过产业间、新技术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形成未来的产业优势。在高新技术问题上，各派观点的关键分歧在于，国家能以多大程度干预未来经济发展。自由派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主张以4%的年增长率取代普京所提出的6%，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自由派的这一立场已被普京公开否定。[18] 而在加入WTO和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问题上，自由派和中间派都较为保留：关于加入WTO的问题，自由派不愿被攻讦其贬低俄罗斯争取加入WTO的艰难过程；中间派虽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景寄予厚望，但事实上对其信心严重不足，正如卡拉加诺夫所说，对于俄罗斯青年精英而言，欧亚经济共同体缺乏吸引力。[19]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和中间派在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存在不少共同点。近年来，卡拉加诺夫大力呼吁发展远东西伯利亚，并将此视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难得契机。他认为，多年改革使俄罗斯所积聚起来的创新发展能力，既高于仅仅成为一个容纳邻国商品的市场，也高于单纯成为一个能源出口者。[20] 作为自由派精神领袖类人物，俄罗斯前经济与发展部长叶甫盖尼·雅辛大胆提出，以现代农业作为未来取代能源依附型经济的主要产业门类，而不像左翼那样较多强调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