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拐点。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有了一个蓝图，有了一个大方向，有了一个基本路线图。
具体说，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制度会更加明确地朝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演进。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支撑，这是当前困惑中国经济的一个制度问题:即现代市场经济该怎么建立起来，靠哪些制度建立起来，这是最关键的。
另外，现代市场经济里还有一个复杂性，即市场经济里会有一些市场竞争的失意者、失败者，他们并不是懒惰的人。这部分人需要支持、同情、理解，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一定比较基本的福利制度支持，这是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需的。
三中全会指明了一个方向，更具体地讲，这次说法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管理职能”。
这两句话要连在一起理解。打一个比方，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相当于在球场上让运动员按照自己的运动理解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技能、全面地竞争，能力的竞争、球技的竞争是主导一场球是否精彩的主要因素。同时，如果裁判不称职，裁判的判决不到位，甚至袒护另一方，这个比赛也没法看。
所以一场球比赛要精彩，不仅要以运动员的竞争作为决定这场球的胜负主要因素，同时裁判得到位。裁判是政府，政府要透明、公开、有效地裁决市场竞争，维系市场竞争的基本框架。
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还在球场之外，球场之外必须有保安，不能让与踢球无关的人进球场闹事，这也是政府的职能。政府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治安，得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法治环境，得提供最基本的国防。所以这次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让政府的作用更加明确、更加清晰。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轮改革真正细化、落实，那么在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放缓，会降到7％左右。因为这一轮改革在短期内会有阵痛，会有收缩的效果，包括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控制，包括对地方征地的限制，包括对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的整顿，对地方债的清理等。只有将阵痛熬下来，我们的市场经济才会更加现代化。
如果短期增长速度下降得太快，如果阵痛太大，该怎样缓解阵痛？麻药在何处？
我的建议是适当地增加一点中央财政赤字，适当地增加一点中央发行债务的水平，用发债的收入推动公共消费性的投资。所谓公共消费性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空气污染的治理等，补贴一部分高燃企业关停，补贴一些新进产能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生产能力进入，以新生产能力替代落后的生产能力，这些应该在短期内能维系经济增长的痛点。
就短期而言，经济增长点会来自于一大批公共消费性投资。例如空气治理，得建天然气的电烧厂，得炸掉一些高污染烧煤的发电厂，这个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由政府来出，这将是一个增长点。
就中期来看，第二个增长点是产能的更新，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产能需要被淘汰掉，需要投资新的产能。而投资新产能本身也会带来经济波动。
第三个增长点可能需要三四年才能成为比较明显的增长点——居民的消费。居民消费其实已经启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35％甚至更低上升到42％左右的水平，每年占GDP比重至少上升0.7％。这个数值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巨变:劳动力短缺了致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收入提高后消费自然会上升。对于农民工来说，这个过程也将是一个城市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