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过渡”的思想(1921年~1923年)
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加剧了俄国经济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经济困难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不可能迅速恢复,无产阶级的生活极端困苦。“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执行,损害了广大农民、工人和士兵的利益,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和反抗,特别是1921年2月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形势使列宁意识到: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所以,列宁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就从“直接过渡”转向了“间接过渡”。这种向共产主义迂回曲折的间接过渡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时期的内容: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年思想。
新经济政策。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作有:《论粮食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十月革命四周年》等。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是进入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形式。第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社会主义多种成分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包括租让制、合作制、租借制等。列宁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⑥由此可见,列宁特别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认为它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是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第三,发展受国家调节的商业,发展小工业,活跃工农业间的流转。“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给租借人,其中包括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⑥列宁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
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有秩序的暂时退却”,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迫切要求苏共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完成经济任务“必须采用‘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⑧,即不摧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和资本主义,谨慎调节使之焕发活力。可以说,列宁是想通过这种“退却”的方式,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遗憾的是,苏共的很多领导人只是将“新经济政策”看成一种权宜之计,而没有最终坚持下来。
列宁晚年思想(特指五篇“政治遗嘱”)。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继续思索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留下了五篇有名的“政治遗嘱”,即《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认为其“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改变表现在工作重心的转移—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到文化建设上了。共有两个主要任务,改造旧的国家机关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
“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概括来讲:一是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有步骤的加强组织人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⑧建立城乡联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理解合作化的好处。二是关于农村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合作制具有巨大意义,它是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检察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是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合作制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剥削者的政权已经推翻,全部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拥有主导权。三是关于国家机关改革。改组工农检查院,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以树立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提高工作质量和加强工农联盟。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实践适时地调整政策,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列宁的这种改革精神以及他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硕士研究生,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