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关键词】新儒家 儒家宪政主义 理论建构 现实困难
新儒家的历史源流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具体说来，儒家宪政主义的历史源流大致如下：
1921年学衡社和《学衡》杂志提出“融化新知，昌明国粹”，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一般认为，新儒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1～1949年，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和冯友兰等；第二个时期为1950~1979年，活动转入港台地区，代表人物为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第三个时期为1980年至今，代表者为蒋庆、张祥龙、陈明和秋风等倡导政治儒学的大陆学者。
马一浮早年赞成民主革命，后来专心学术，认为一切道术皆可统摄于六艺，是相当固守传统的。梁漱溟倡导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后于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同情社会主义，又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得出从教育和乡村建设入手改造中国的路线。冯友兰的新理学试图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政治上赞成自由民主政治。张君劢的大半生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并在台湾沿用至今。他认为儒学在人生观上有重要价值，晚年飘零海外，潜心儒学研究。熊十力早年曾参与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后来弃政从学，会通儒佛，建构新唯识学体系。晚年所作的《原儒》认为孔子思想中已蕴含“革命”、“民主”等理念，尝试在儒学和民主宪政之间建立联系。
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极高的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赞成民主自由，说孔子的“为仁由己”即为自由定义，又指出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 “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也赞成民主法治，但是认为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主张儒家应该通过自我坎陷（自我否定），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牟先生以政道与治道之辩证来进一步使其宪政建国理想精致化。他指出，中国虽有治道之精美，但终究没有政道之格局。政道格局之打开，需依赖于民主政治与科学。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政权与治权才能分离，政权才有可能寓于民众之手，而非皇帝个人之手，才能使上层统治者的权力受到监督。所以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形式条件，没有这个形式条件，那么个人权利就得不到保障；科学是新外王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没有科学，民主政治就如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便无从建立。因此，儒家在现代社会要想继续有所作为，担当使命，就必须要将科学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
徐复观力图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出现了歪曲和变形，专制政体压制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从前两个时期的新儒家的思想和主张来看，马一浮、梁漱溟虽然对民主宪政并不反对，但其学问思想的重点却一在固守传统学术，一在“生命哲学”和乡村建设。冯友兰、张君劢和牟宗三虽然都赞同自由民主，但他们是将哲学和政治分开的，其政治主张并不是从传统学术中开出的。熊十力、唐君毅和徐复观注重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也赞成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并且不同程度地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民主的因素，寻找宪政的养料。这最后一派可以看做是儒家宪政主义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