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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