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农民被赶出土地，但是就一般状况来说，并不是资本一开始就直接获得了土地，而是出现一个获取地租收益的食利阶层。“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不用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⑤
当下中国，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流转过程中出现收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安徽省为例，“2000～2011年12年中，房地产税费增幅有10年高于当年地方政府收入增幅，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8.7%提高到2011年的55.75%，房地产税费成为地方政府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土地出让收入成为推动全省地方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⑥
所以在“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过程中，有“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官僚化”倾向，地方可能出现官僚资产阶级集团。⑦曼德尔也注意到苏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官僚集团，他说“官僚集团是一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针对这种情况，借鉴“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的资本批判，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权力—资本”批判。
利用后发优势，缩短“从农民到人”的旅程
既然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⑧，那么，他们也就无法区分农民和市民的不同，认为他们不过都是劳动的提供者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工人作为工人、作为生产的劳动前提，土地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作为生产的土地前提，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的资本前提，就是一种“原初的自然状态”。在这种“原初的自然状态”中，工人完全丧失其对象，成为劳动的动物，只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成为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显然不存在这种“原初的自然状态”，“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人之为人”的目标和追求，市民作为现在的存在，有自己的过去，更有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市民还不是“人”，“人”只是在生成。因为在马克思的人学中，“人”并不是指现存的个人，而是指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中的个人。人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即自然真正一致，人因实现其类本质—劳动而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在马克思的人学中，首先必须对人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种生活资料随着劳动的改变而完全丧失，人在这个意义上就完全失去对象性。其次是获得“劳动的生活资料”的劳动，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⑩西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种生活资料随着劳动的改变而越来越强大，与主体劳动（活劳动）相对立。
“活动而发生的变更”，以及随着活动的变更而发生的人的改变和自然的改变，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人与自然之间低水平合一，人与人之间是以依附于土地为中介的人的依赖性。第二，劳动者完全丧失自己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获得这种主体本质，自然变更为与劳动者完全对立的劳动的客观条件，人与人之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单个主体劳动自我否定生成社会主体劳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得以实现，人复归其社会性，人与自然获得一致，人与人一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中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显著不同。西方农民市民化之路中，“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而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最低纲领是农民增收、共同富裕，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
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阐发了人与自然的同一、人与人的同一，最核心的价值判断是追求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则，其中的“科学”二字，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和国家把“三农”提到了空前的位置，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从2004年到2013年，党和国家每年都用一号文件强化惠农政策，采取对农民实行三补、全面取消农业税、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等措施，提出四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方法。这正是一条通向马克思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通过大力发展机器体系下的现代农业，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类本质—劳动。
“从农民到人”，这是一条两步并成一步走的道路。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为了“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是为了使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从农民到人”的“顶层设计”要想顺利进展，不仅要大力发展机器体系下的现代农业，更要彰显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