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诸大建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
我的专业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因此之故，最近南京译林出版社邀我给研究气候变化和未来趋势的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报告《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中译本撰写书评。同时，我也邀请了作者、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乔根·兰德斯（Jorgen Landers）教授本人访问同济大学，介绍并讨论他的新书。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推选最近100年对世界发展有影响的思想性著作，《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增长的极限》与赫尔曼·E.戴利的《超越增长》也可说是百读不厌的经典。《增长的极限》首版于1972年，20年后，推出修订版《超越极限》，2004年，又推出了30年后的修订版。现在兰德斯这部《2052》，则可以看作是纪念《增长的极限》40周年的最新版。
兰德斯是过去40年三次参与撰写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这部《2052》是展望未来40年的世界和中国。因此，将现在这部书与40年前《增长的极限》做比较，看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是十分有趣的。特别是，兰德斯的新著将世界分成五个区域：美国，中国，除美国外的OECD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BRISE（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十大新兴经济体），ROW（世界其他地区），他对这些区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有详细讨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内外都关注的事情，今天，我就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些我个人对这两部相隔40年的报告的评价和看法。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
与二战以来一直主导世界发展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观相对立，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倡导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发展观。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观是“增长范式”，那么《增长的极限》所倡导的发展观就是“极限范式”。
可是，过去40年来，《增长的极限》一直被社会舆论看作是极端环境主义、未来悲观主义和地球末日主义的代表。我们同行里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断言《增长的极限》是提倡零增长和悲观主义的，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读过《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其实，《增长的极限》的第一作者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恰恰是一个发展问题上的乐观派——她相信只要能够把足够多的正确信息传递到人们的手中，是可以逆转我们这个世界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的。事实上，从问世时间上来看，《增长的极限》比可持续发展概念早20年，可以说，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将兰德斯的《2052》与40年前的《增长的极限》作比较，我最强烈的感觉是，这部报告坚持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极限范式”的思考方式和发展理念。《2052》再次雄辩地证明，“极限范式”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主动应对地球危机，积极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生活的现实主义。兰德斯在《2052》中划清了对“极限范式”的三个误解，进一步强调了转化发展范式的重要性。
第一大误解是把“极限范式”看作一种反对增长的范式。这涉及对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看法。主流的增长经济学一直反对把经济系统放在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我们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就会读到，经济系统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价值流的循环是不需要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循环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增长的极限》和《2052》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正是认为经济系统包含在自然系统之中，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表现为作为“源”的资源输入和作为“汇”的污染吸收。在一个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内，物质要有无限的指数性增长是不可能。因此，谈到增长的时候，就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增长——物质意义上的增长是有极限的，而非物质意义上的发展是没有极限的。例如，地球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对发展质量的追求可以是无限的。我打个比方，就像你可以不再长个子，但可以继续增强体质，是一个道理。
第二个历史性的误解，是认为“极限范式”宣扬和倡导悲观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兰德斯在新著一开始就引用了一段话：“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一样重要。”由此我们可以读出他的态度。一般说来，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态度。抱持增长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往往是乐观主义者，强调技术与市场的力量，认为地球自然资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替代，市场价格可以调控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因此经济系统可以通过消耗环境系统，无限地增长下去。极端环境主义者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强调环境资本的不可替代性，认为技术和市场无法解决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因此从环境系统最大化的角度反对经济增长。而“极限范式”属于包容经济与环境两者的现实主义范式，它并不笼统地反对增长，而是要求增长应该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展开，发展中国家需要增长，而发达国家需要稳态。当物质消耗达到自然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更多地从增长转向发展，因此有没有过冲是“极限范式”的关键概念。
第三个想当然的误解，是认为“极限范式”鼓吹世界必然走向崩溃。其实，“极限范式”一直在强调社会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超越极限状态。一种是不加控制，超越极限，这样的结果就是崩溃。例如，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提及了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严重影响，但是直到1997年世界才签订《京都议定书》，而直到今天，有关低碳发展的政策仍然被抵制执行或者被打折扣地执行，这就是对于气候过冲问题的懈怠应对态度。另一种是有控制的或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下降（managed decline），也就是说，在过冲出现时主动减少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将更多地从关注人口增长和人均物质消耗增长，转向物质消耗稳定状态下的福利增长。同40年前《增长的极限》一样，《2052》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者说“繁荣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现过冲状态后任其走向崩溃。这是“极限范式”所要表达的政策观点，也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取决于是否加大低碳转型力度
过去40年的风雨历程并没有改变“极限范式”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式，从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前三部报告到现在的《2052》，可以说极限理论不断地进行版本升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时俱进。1972年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物质增长有极限的观念；1993年的报告强调过冲已经发生，提出我们需要有管控地减低经济增长；2004年的报告指出超越极限的目标令人类发展与生态足迹脱钩；现在的《2052》则开启了新的方向——兰德斯在新著中超越以往的情景分析方法，直接对未来40年的发展进行有据猜测，在研究方法、世界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国别比较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
首先来看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罗马俱乐部之前的报告所采用的是基于计算机模型的多情景分析研究方法，即假定有什么条件，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其按照三种面对过冲的态度研究了11种情景，即完全不考虑存在过冲状态的情景0-情景2，对技术与市场进行效率改进的情景3-情景6，在技术改进的同时减少增长到稳定状态的情景6-情景10。而在《2052》中，兰德斯所采用的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综合专家的判断和准确的数据，对未来40年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直接进行预测。当然，这种预测不是精确的事件预测，而是判断大方向的趋势性预测。为什么要选40年这样一个时段进行预测呢？兰德斯的回答是，按照过去40年的观察，现有的决策体制至少30年内不会有变化。兰德斯依据多年来因果关系研究的经验，从技术上对那些根植于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因果反馈结构的趋势和倾向加以评判，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再来看兰德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探索。罗马俱乐部之前的报告均假定，在只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改进、没有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世界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是极限内的增长，2000-2050年之间超越极限出现过冲，2050年左右很可能出现崩溃。《2052》的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世界发展符合原来分析的情景2或情景3。但其基本结论是：按照现有的政策体系，未来40年内，世界不会出现发展状态上的崩溃，不过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兰德斯指出，未来40年，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足迹的减小，崩溃的时间已经向后推迟了。一些关键性的数据是：人口增长趋势在减慢，不像以往所说的到2050年达到峰值90亿，而是在2040年达到峰值81亿；经济增长在减速，不像以往那样每年平均增长3.5%，40年里翻两番变成原来的4倍，而是到2050年只是2012年的2.2倍；同时，技术进步保持过去40年的改进速度，并且更多地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和生态足迹增速在变慢，但是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在2020年达到峰值，而是延迟到203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是比1990年减少一半，而是与2010年相当，达到320亿吨，因此仍然超过了温度上升不要超过2摄氏度的安全目标。
接着来看兰德斯对人类社会适应能力的看法。兰德斯认为，虽然人类已经有了一点主动的管理行动，以避免“自然导致下的崩溃”走向“主动管制下的减少增长”，但他不相信人类社会会采取革命性的措施来控制经济增长规模，因此，主动地管理增长相对于自然退化的速度仍然是太慢了。兰德斯指出，人类必须认识到，所谓增长的极限并不在于现在强调的能源资源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变小，能源供给是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抑制因素是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地球气候已经处于过冲状态，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海洋和森林可吸收量的两倍。如果人类社会不能进一步加大低碳转型的力度，用最多只占全球GDP2%的成本投入，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控制人口增长和减少经济增长，那么21世纪后半叶就会面临地球温度上升超过3摄氏度的危险，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导致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兰德斯认为，人们会在2052年以前看到许多过冲现象，但对人类社会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在2052年以后。气候变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部分与绿色经济有关的产业部门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修补和应对全球气候的灾难性后果等原因，全球GDP增长乏力，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非常有限。世界80亿人口中，除了美国、OECD国际以及中国等50亿人生活在中产阶层社会，其他30亿人将仍然陷于贫困，从而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增加，进一步压低生产率的平稳增长。
最后来看兰德斯在区域差异也即国别比较上的探索。《2052》的全新内容是，从增长适应的角度，对五个处于经济发展不同状态的区域或国家开展了分类研究。兰德斯发现，世界总体在被动和主动地向着减少经济增长方向发展的同时，有着不同的区域分布特征：美国与OECD国家人均财富增长变缓甚至停滞，中国以及BRISE国家等有大幅度增长，世界其他地区（ROW）仍将陷于贫穷，但是所有人——特别是贫穷地区的人——都将生活在日益混乱、气候遭到破坏的世界之中。兰德斯的结语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我要说的只剩下一件事：请帮助证明我的预测是错误的。”不过，我感到不满足的是，在2004年的罗马俱乐部报告中，已经引入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讨论到世界已经从关注增长转向关注福利，但兰德斯没有接续和深化这个新的方向，而仍然是用经济增长在比较中国和美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提出的发展观念和他采用的指标研究方法好像有点冲突。
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虽然兰德斯对2052年的世界发展并不乐观，但是他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将是中国。主要理由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增速降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信心。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短视已经无法做出保障长期利益的明智决策，而中国多年来实行的五年计划以及当年的绿色转型政策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符合其长期目标的国家。毋庸置疑，中国将会崛起，但是我的态度可能比他要谨慎一些，我认为，在地球自然资本整体存在极限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依靠传统的“黑色增长”模式，而要实现“绿色崛起”就需要大幅度地加强有管控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2052》可以对中国绿色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和启示。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自然极限。《增长的极限》和《2052》均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的同步上升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在逼近地球极限的时候就会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发展超过极限，但仍然拼命追求增长，结果导致无作为、自然性的崩溃；第二种是发展超过极限，但主动降低经济增长，回到极限内取得稳态发展；第三种模式是在逼近极限没有超过极限以前，就主动进行调整，然后平稳地在极限内发展。
第一种发展模式可以称为传统式的，第二种可以称为发达国家的绿色转型模式，第三种可以称为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仍然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因此我想，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好选择应该是第三种模式，而无论如何要谨防第一种模式。这就需要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应对。以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按照兰德斯的预测，中国是很有可能超过人均10吨的排放水平的。如果真的走上这样的道路，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不仅是总量意义上而且是人均意义上的世界排放最大国。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努力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人均10吨的排放水平来实现现代化，而不是更被动地走上美国那样人均排放20吨的道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模式。
二是极限内的增长需要系统变革。从《增长的极限》到《2052》，作者们都强调，增长超越了极限之后可以有三种态度和政策。第一种态度，是否认、掩盖或混淆经济增长出现极限信号，声称市场和技术会自然而然地解决问题，这样做从表面看上去是乐观的，但实质结果却是使人类生活的状况更加恶化。第二种态度，是认为可以通过技术或价格手段提高生态效率，缓减来自极限的压力，但是作者们认为这只是延缓了世界退化的时间，而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压力产生的根源。例如，随着技术效率的改进，虽然污水处理能力提高了，但是污水排放却在持续增多。
第三种才是极限范式所提倡的态度，即积极地承认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超过了生态极限，马上着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背后的根源问题，进行系统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无论是绿色转型模式还是跨越式发展模式，要在极限内稳态发展，仅仅靠技术改进和市场手段提高效率是不够的，而需要对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进行进一步的调控，从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转向一定经济增长下的福利即人类发展的提高。举例来说，我们对中国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能源生产率和二氧化碳处理效率在过去几年有平均每年3~4%的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每年高达10%，因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仍然超过预期。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与市场的视角，更多地转移到适当控制产能扩张和经济规模上来。
三是经济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入主动。众所周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现在，许多人仍然期盼，在经济稳定以后，仍然可以并且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增长速率上升。但从经济增长存在自然极限的情况来看，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当前我国经济政策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10%的高增长调整到平均每年7-9%的中高性增长，就可以看到，对经济增长进行有控制的主动下调，不是短期的政策而应该是长期的战略，而这也是中国经济需要绿色转型的意义所在。
核心观点
同40年前《增长的极限》一样，《2052》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者说“繁荣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现过冲状态后任其走向崩溃。这是“极限范式”所要表达的政策观点，也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管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