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7期）一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以致于他不得不作出解释：“疑古思潮本身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我们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
“层累”说是一种科学假说
笔者以为，对李学勤的这一提法应从两层意义上加以理解。从一般意义上说，学界今天可资利用的材料更丰富、更有说服力，我们不能停留在顾颉刚先生那个年代、停留在“疑古”派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结论上，而要开拓、创新，争取获得对于中国古史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
就此而论，笔者以为李学勤的提法应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同；在特殊意义上对顾颉刚和“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提出批评意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疑古”派究竟是否“疑古”过度；新出土文献材料是否彻底颠覆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顾颉刚及“疑古”派是否仅“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是否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以及如何评价顾颉刚及“疑古”派在近代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充分讨论的空间。
有学者认为，“古史辨”的疑古，首先处理的是史料学范畴的问题。它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顾颉刚的“层累”说，“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宗古书资料以及各种古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
对此看法，笔者是赞同的。但从更根本意义上，其“层累”说，也是关于古代史本来状貌与各种古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顾颉刚指出，“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实际上就是质疑东周史家对夏商史的认识、战国史家对东周史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本来状貌。
顾颉刚澄清信古、疑古和释古三派的说法，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针对“《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的说法，“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因为《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
辩证理解“疑”“信”关系
1937年，冯友兰将信古、疑古及释古称为“三种趋势”，称“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信古”是抱残守缺的忍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而“疑古”及“释古”则是两阶段：“疑古”是审查史料，“释古”是将史料融会贯通。一先一后，“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笔者以为，对信古、疑古及释古三者的关系，不妨将其置于同时段、辩证统一的格局中加以理解。今天的古史研究者，也大可不必将自己划线站队，归入“信古”、“疑古”或“释古”哪一派中，而应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襟，投入更加切实的探讨研究之中。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疑古”未有穷期，“信古”无可厚非，“释古”正当力行。
“疑古”未有穷期，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的辨析态度、不懈追求，是史家科学精神之根本体现，换言之，“疑古”是史学发展的恒久动力。
“信古”无可厚非，史家理应对历史怀抱一种“信”的敬畏，相信历史是可知的，相信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可以无限接近对历史真相认识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信，又何能承担史家的社会责任？如此说来，“信古”正是史家职业道德之起码要求。
“释古”正当力行，“疑古”和“信古”是科学辩证的两方面，但态度并不等同于思想。“疑古”的理由、“信古”的根据，都要靠“释古”来解答。史家的思想要靠“释古”来阐发。因此，“释古”是史家学术使命重心之所在。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