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犹如一颗星辰，闪烁于现代性的开端之上，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人物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对于弗里德里希 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来说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可以说，当其着手将埃德蒙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德文之始，命运之门就已经把他推到了欧洲政治的风口浪尖。这一场革命不仅促成了他对理性主义和自由的反思，也初步构成了其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
根茨在柯尼斯堡大学师从康德，最初受到了康德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度也如激进青年一般为之欢呼雀跃，但是当1790年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之后，他的政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用审慎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场革命。1793年，根茨将《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了德文。在其中，根茨几乎将柏克视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柏克政见的心悦诚服。同柏克一样，根茨此时不再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革命，而认为它是一场反对传统、反对权威的暴力运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次脱离现实的实验。根茨的这种态度，使得早先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他背叛了民主的信条。不过，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专政后的种种血腥屠杀，乃至于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的称帝，似乎都展示了这场大革命的恐怖面相。因此，根茨在译作完成之后，又创办了一份杂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在这份刊物上，他接连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本源和特性》《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政治状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等多篇重要文章。在其中，根茨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从自由的分歧以及传统的保存等方面拓展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可以说，他深刻地洞察到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承诺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悖论。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过度强调启蒙理性的作用。当理性变成了政客们借以摧毁一切传统与信仰、摧毁一切社会关系的武器之时；当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依赖于暴力强制、甚至肉体消灭而进行之时，理性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血流成河的断头台，已然宣告了自由的沦丧与社会的崩塌。
通过对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翻译，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特征及其与欧洲整体政治状况、与美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考察和思考，根茨逐步地将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系统地引入了德语世界。我们知道，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有两个源头，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主要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柏克思想的激发；从内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则与德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根茨身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条保守主义线路逐步生发与发展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外部的原因。柏克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植物或者动物，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生存的条件而加诸其身的。这种混合了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观点，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而最早翻译柏克著作的根茨则毫无疑问地从中汲取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此外，在担任奥地利政府秘书之前，根茨曾有过一次伦敦之行，在那里，根茨对这个在现代化程度上远远超过普鲁士的国家——英国——表现出了由衷的羡慕和赞叹之意，英国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根茨。保守主义的政见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从内部来看，我们发现德意志处于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反对法国的集结地，正是因为它对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情有独钟。相较于依据理性原则突然建立起来的“人为”社会，德国更加青睐通过逐步演化、形成进而稳定下来的有机共同体。因此，这个民族更为注重的是一种传统而保守的变革方式。当然，这种保守并非为了维护旧有的政治制度或者贵族利益，而是为了保存那些在民众中沉淀下来的价值、习俗乃至不自觉的选择，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生活形态。根茨出生于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模式之中，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自然成为了他观察世界的不自觉方式。
在这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根茨的思想开始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转向。这几乎表征了当时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法国大革命后续的恐怖与暴力中，在原本明朗耀眼的理性、自由、民主的光辉之下，似乎出现了无法摆脱的灰色暗影。当然，这样一种转向不仅体现在抽象的哲学理念上，同样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观念上。对根茨来说，学习英国的政治制度，运用政治均势原则，创立一个和平有序的欧洲体系，是抵制拿破仑霸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他作为会议秘书长做了一个重要报告，提出重整欧洲政治秩序、创建欧洲联合体的主张：“为了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此外，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体（Federal Constitution）。”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会议往往因其忽略民族主义，牺牲小国利益以保持大国势力均势，乃至试图恢复欧洲的旧有秩序，而被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合作的常规架构、对战败国的温和处理、废除奴隶买卖、开放国际河流等措施，确实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了一个和平的系统，并对重建和平及欧洲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茨在此次会议中所提倡的建立欧洲协调机制与欧洲联合体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保守主义理念的一次政治实践。而后续欧洲的发展，也基本上遵循了他的这一理想建构。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不久，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起提议，加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三世的复议，这三国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签署了《神圣同盟宣言》。这一宣言的宗旨是，根据神圣的基督教义处理三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此外，它还强调各国的人民和兵士，都应当出于和平正义的原则，遵守教义、保卫宗教，并且应当竭尽所能地保护神圣同盟的稳固。在这三国缔结同盟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也加入了同盟。随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除了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及教皇外，都纷纷加入了同盟，神圣同盟宣言的效力几乎横贯了整个欧洲。这一同盟的创建虽然不是维也纳会议直接讨论的内容，但是，它与会上所提倡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及创建欧洲共同体的主张紧密相关。神圣同盟的正式确立，让根茨格外振奋——因为，“欧洲终于在它自己所创立的最高法院的主持下统一了起来，似乎已经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家庭”。更加令他高兴的是，神圣同盟还确立了一整套关于国际组织监控、管制、制裁的相关条款以及一些调节双边或多边行为的程序、规则、规范与惯例。这些制度的存在将有力地预防一国专制和暴政的存在，从而推进整个欧洲的和平进程。
然而，根茨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依托于大国力量联合起众多国家的联盟体制，仍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损害和平的消极一面。“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占优势是一种事实，正如在国内社会中大的经济组织占优势是一种事实一样。除非摧毁这种优势权力本身，否则，任何法律或组织结构上的措施与设计，都无法消除这种权力差异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也就是说，在国家实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行为上不受节制地僭越国家主权，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这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神圣同盟内部的这些问题，是根茨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根本无力解决的。虽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不断地向各国君主警示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危机，但是，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方式，只能抱憾离世。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一样，根茨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转向了保守主义的立场，进而通过自己的政治努力，去营造一个破除法国专制霸权、促进欧洲和平的协调机制。他所主张的欧洲联合体，虽然打着欧洲均势的古典旗号，但实际上想要创立的却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共同体。在其影响下，神圣同盟得以建立。这是欧洲君主试图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机构管理世界、抑制战争、实现和平的一次重要尝试，也可以被称为人类建立世界政府维护和平的第一次试验。虽然神圣同盟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给大国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国际政治现实，但是这样一场华丽而真实的政治盛宴毕竟给根茨一生的政治事业画上了一个留待后世点评的句号，实践了他用保守主义的主张，反对独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