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2年，智利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在拉美国家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智利近20多年来一直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智利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了一条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中间道路”，它的成功与它长期的民主传统以及独特的历史遗产有着重要的联系。智利现代化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智利 现代化经验 中间道路 历史遗产
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寻求超越“不发达”状态，但多数国家至今未能实现这一目标。201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270美元，率先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①，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②从人文发展指数看，智利2012年也跻身于世界47个“高人文发展国家”之一，全球排名第四十位，在拉美国家中排名第一位③。透明国际组织统计显示，2012年智利是拉美最廉洁的国家，在公共部门清廉程度统计中，智利72分，在世界176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十位。④智利并不是拉美地区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也不具有靠近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缘优势，也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智利却在2011年成为拉美大陆国家中第一个进入高收入行列中的国家，2012年成为高收入经合组织成员国，其卓越表现引起世人瞩目。智利何以能够如此？其现代化的经验是什么？智利现代化道路的意义何在？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智利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智利现代化起步于20世纪后半期，但路途艰辛，历经曲折。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府打破了智利长期的民主传统，1974～198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3%，到1990年智利人口的贫困率达到了38.9%。⑤只是在最近的20多年内，智利现代化才走上了快车道，并且在政治上实现了由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贫困人口大量减少，社会公正取得明显进步；拥有堪称世界之最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在全球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中名列前茅。⑥
最近20多年，智利经历了5届政府。从1989年12月到2009年12月，智利中左翼“民主联盟”（Concertación）赢得了连续4届国家总统的选举⑦。中左翼“民主联盟”是在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独裁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争取民主党和民主社会激进党所组成。这4届政府延续了皮诺切特时期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在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民众社会福利方面有了更多的改善。在2009年12月的全国大选中，智利中右翼联盟（由温和的民族革新党和较为激进的独立民主联盟组成）趁对手“疲惫”之机竞选成功，这是智利保守派自民主化以来首次赢得总统选举。新上台的皮涅拉政府（2010～2014）虽为“中右翼”，但执行的政策“趋左”，重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持了与前届政府的政策连续性。
智利最近20多年现代化道路的健康发展，其经验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转型：推进民主化进程，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智利的发展得益于其坚持推进民主化进程，着力塑造一个具有高效体制的国家。
首先，改善军政关系⑧，巩固民选政权地位。文人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皮诺切特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公布其罪行，表明了谴责军政府罪行的基本态度；提出“原谅与忘却”原则，推进全国和解；安抚受害者家属，给予各种经济补偿；为安抚左翼派别的不满情绪，给已故总统阿连德举行了葬礼；通过修改宪法，赋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和警察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授权文人政府控制武装力量。逐渐剥夺军人从前享有的特权，并削减防御方面的开支。最终，顺利使军人从政治领域回归到先前的职业角色。⑨
其次，行政和立法机构（议会）之间的共识成为加强国家团结的重要基石。⑩尽管智利的制度是总统制，但更像是议会共和国，智利拥有一个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政治党派（民主联盟），并紧密支持总统，使总统作为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发挥作用。议会委员会与行政各部门之间的政治上“分享的视野”和有效的合作，促进了一致和有效的政府议程。
第三，以中左翼民主联盟（concertacion）和中右翼反对派联盟（alianza）为标志的两大对立政治体系的巩固，发挥着政治舞台中“两大政党”的作用，在促进政府稳定、协调和有效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两大集团的维持得益于智利政治党派的高度合法性和整体强大，从而避免碎片化团体和小党派获取议会代表权。
第四，新出现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的健康发展。这一政治文化超越了政党或联盟，以推动达成共识、政治现代化、稳定、务实的决策和对社会改革的认可为标志，被称为“后皮诺切特政治文化”。也许是对皮诺切特独裁期间所遭受集体创伤的反思，这种文化对“稳定”给予高度评价。按照这一文化标准，反对派并不寻求推翻政府，政府和反对派都赞赏将社会压力控制到最小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也以公众对政府和政治期望的现实性为特点，在智利公民中出现了对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比较实际的期望，以及对国家将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健康的怀疑主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意识形态的重心从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向中间移位。如社会党内部对社会民主看法的巩固、基督教民主党愿意参与政府联盟、智利右翼政党演变为忠实的反对派而不寻求阻止所有的政府倡议，这些都是新政治文化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五，政府部门的服务和运行越来越透明和高效。自1990年以来，智利已经完成了整个司法体系的改革。它还拥有对消费者保护、工业产权和国际商业仲裁的新的立法和机构，并对公司治理和风险投资进行立法规范。智利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加强也有助于政府服务的职业化。为提高效率和加强反腐败，智利还实行了政府采购透明化和电子在线体系。有人谈到：“智利具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而是因为它的高效”。
第六，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成立反腐败委员会，制定《廉洁行政法》，从制度上预防和杜绝腐败；完善监督机制，从行政、立法、司法、新闻媒体、群众组织各个环节加强对腐败的监督。
经济转型：坚持市场经济与适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文人政府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不放弃国家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改革着眼于提高竞争力以及使出口和投资成为两个增长引擎。1990～2012年的23年间，智利年均GDP增长率为5.21%，这是拉丁美洲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最高者。
坚持对外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保持政策连续性。1990年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在议会和行政部门中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加强扶持。智利文人政府也注重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特别是发挥政府在抑制通胀、减少贫困、改善基础设施、完善法律法规、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以此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建立开放的贸易体制。鉴于智利经济的规模和特点，出口始终是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贸易开放被改革设计者当作“所有改革之母”。智利政府在建立平坦的低关税体系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以扩展智利产品的出口国和目的地。现在智利已经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签署了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2005年11月与中国签署的《中智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拥有双边协定最多的国家。智利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至1.2%，这不仅扩大了智利的产品市场，而且智利的伙伴国家经常把智利作为中转站和桥梁，这无形之中成为国际贸易海洋中的一个自由岛，给智利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发展自主性。“智利已经融入世界和世界市场。出口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敏感齿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智利与国际社会结合的基本形式。智利国民生产的80%由进出口以及与外贸相关的服务业构成。”智利以小市场换得了大市场。
打造强有力的私人部门。军政府时期，政府施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和吸引外国投资，形成了数十万个直接股东和几百万个间接股东，他们是私营企业的主力军。文人政府上台后，将私人企业看作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给予法律保护。政府出台各项产业政策，扶持私人企业成长。如艾尔文政府启动了支持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从信贷、技术促进、人力资本培训、出口促进、促进企业集群成长等方面给中小企业以政策性支持。巴切莱特政府为促进产业升级，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竞争力创新委员会NCIC），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国家负责对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和补充力量，并确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部门，如矿业、农业、肉类加工业、旅游业和离岸服务业。政府还促进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在过去的十年中，超过70亿元美元的62个项目已被作为让步授予私营部门”。
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1990以来的历届政府都维持了财政纪律，实施中央政府结构性预算平衡政策，即使出现财政的结构性盈余，也不随意增加公共支出，从而为反周期财政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防止了过度负债；保持合理的税收水平（18%左右，比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要高，但足以吸引投资和刺激增长），这一标准的有效实施，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岁入；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法律上明确物价稳定目标的优先地位，货币政策着重关注通货膨胀，从而使智利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胀率；适时改革汇率制度，1999年之前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保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降低，这项政策目标的成本也随之提高，1999年之后选择了完全浮动汇率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增加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大幅度改善基础设施，包括收费公路的使用，从而促进了出口导向的增长。
社会转型的经验：注重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和谐。艾尔文总统上台后宣称：“智利需要积极的国家行为以迈向社会公平……，一种道义责任要求政府加快走向社会正义。”“民主联盟政府时期，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主联盟”政府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包括强调经济目标的社会性，奉行兼顾公正的经济增长战略，把追求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推进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增加在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工程、扶贫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旨在减少贫困和改善中等家庭的生活，既增进社会和谐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实施旨在帮助赤贫家庭的援助保障体系。拉戈斯总统2002年提出了“智利团结计划”，向全国22.5万赤贫家庭提供一揽子社会保护，涉及家庭成员身份认证、健康、教育、家庭活力、住房、工作及收入七大方面，接受援助者与政府签订社会协议，保证双方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将援助与贫困家庭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
加强教育改革。皮诺切特时期政府实行了教育产业化和私有化政策，文人政府上台后，强化教育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扩大学前教育的覆盖面，将义务教育期限从8年延长至12年，向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膳食、课本，向贫困学生提供贷款、扩大奖学金的范围。在2006年和2011年学生运动之后，政府加大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并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规定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测试标准。2008年智利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其GDP的6.4%，高于OECD国家平均5.7%的水平。其中公共教育开支为GDP的3.4%，低于OECD国家平均3.7%的水平。但近年智利公共教育开支已经增加到占GDP的4.5%。2012年教育预算达到1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
加强医疗改革。拉各斯政府实施了所谓的“全民医疗明示保障计划”（AUGE），旨在提高公共部门卫生保健服务的质量和可用性，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服务。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这一计划现在授权临时健康机构（ISAPRE）和国家健康基金（FONASA）两个机构，向任何符合要求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还创建了一个基金，用来支付妇女和老年人口医疗保健的费用。该计划规定全体公民享有获得及时、优质医疗服务的权利及100%的医疗保障。
改革养老金制度。1981年军政府时期对养老金制度实行了私有化改革，尽管这一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覆盖面小、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巴切莱特政府寻求提高最低养老金和让所有妇女享有养老金，并将社会保障扩大至年轻人。为此，引进了一个监管养老金管理公司的体系，并创建了一项稳定的互助基金。2008年1月，又通过一项法案，建立一个国家财政资助的养老金体系，旨在弥补私人养老金在覆盖面、效益和透明度方面的缺陷。新制度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国家责任和公平性。
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实施广泛而多样的住房补贴计划，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贫困家庭的住房状况，并基本实现大多数棚户区的改造。巴切莱特任期内，政府每年提供17万套住房，同时还有专门针对街区改造的项目。2010年2月，智力大地震发生之后，政府出台了特殊的重建方案，到2011年1月已经有124万人从中受益。
印第安人政策。智利法律上给予承认的印第安人部族有9个，大约占智利人口的5％。他们在历史上就遭受着近似于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改善土著人口现状的项目，以缓解他们的贫困状况。国家规划与合作部下属的全国土著人发展委员会（CONADI）专门负责土著个人和社区的发展，为他们提供政治，法律、文化事务的咨询服务和融资，并促进他们参与国家生活。
智利的社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2005年，智利的贫困人口比例从38.5%下降到18.8%，赤贫人口从12.9%减少到4%，成为拉美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的2015年之前“将赤贫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2012年智利的贫困率更是下降到14.4%。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中等家庭部门”的人数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综上可见，智利现代化道路强调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条道路的总特点是正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寻求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正如智利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所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制定适合发展经济的措施，执行维护平等的公共政策；一个高效的创新的市场在国内国际环境中发现和把握机会；一个具备保障与机遇的社会，使我们的公民真正参与到发展中来”。智利道路实际是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阿连德执政时期是左的极端，皮诺切特执政第一阶段是右的极端，而智利文人政权执政的20多年则是不左不右，既没有受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诱惑，也没有回到皮诺切特早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主义内容。同时，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措施。这是一条根据智利国情选择的务实的发展道路，智利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努力了将近30年。今天的成就说明，智利的道路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对智利现代化道路观点的评价
在以往对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有不少分歧，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智利经验，有必要对几个问题加以澄清。
智利经济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智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不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智利是正统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典范，文人政府对军政府的经济模式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继承以前的自由市场政策。另一种认为，不能将智利理解为一种完全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智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尽管民主联盟政府极大地保留了他们所继承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框架，但还是进行了一些修正。如皮诺切特是单方面降低关税，而文人政府则是达成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取得相互进入重要消费市场的权利，以推动出口发展。文人政府还使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制度化，以确保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拥有稳定的资金。有学者认为，文人政府奉行的“兼顾公平的增长”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可见，前一种观点认为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前后没有什么变化，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后一种观点则强调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变化，特别是从文人政权上台之后，采取的发展政策已经与军人政权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混合政策。前些年国内学者不少人认同于第一种观点，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实际上，从皮诺切特军人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以来，智利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多数学者同意将智利的经济改革分为三大阶段，即军政府前期（1973～1982）、军政府后期（1982～1990）、文人政府时期。在军人政府前期，智利的确实行了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并不成功，经历了1975～1976年和1982～1983年两次大的经济衰退。在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军政府的改革已经开始偏离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到文人政府时期，更是注重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采取的是混合经济模式，是一条“中间道路”。
智利在坚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目标方面（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是始终如一的。但是，在如何实现目标方面，具体政策和途径也稍有差异。如智利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养老金实行了私有化，即个人账户制度。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套错综复杂的标准和规范体系，以对私有化进行约束。对养老基金详尽地规定了最低资本制度，同时把养老金与其他金融机构正式分开。基金管理机构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受到严格监管。从2005年起，养老金管理机构才获准可以进行多种投资，包括股权、外国证券、房地产，并允许到境外进行多元化投资，但境外资产额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3。
智利的贸易对外开放度在2005年达到了GDP的70%，关税税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并拥有堪称世界之最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动摇智利政府在矿业部门中的主导地位，矿产品出口占智利出口总量的40%左右，铜是战略物资，智利政府通过国家铜矿公司牢牢地掌握着这一经济命脉。
智利政府还开辟了对外国短期资本实施管制的先例。短期资本被认为是导致汇率波动、破坏宏观经济稳定的罪魁祸首。为了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智利政府在1991开始实施了“保证金”制度，投资者们必须将一定比例的短期资金流存入准备金账户。在规定期限内，投资者若要抽逃资本，就会损失掉存在准备金账户中的资金。通过这样达到限制短期资本流入，鼓励长期资本投资的目的。
总之，智利文人政府将私有化与监管相结合，将贸易开放同保持国家对矿业部门的所有权相结合，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相结合，将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将增加社会支出与负责任的财政相结合。在坚持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同时不放弃国家干预主义，正确定位国家的作用，这是一种不为意识形态左右的务实主义的混合经济政策。
智利政治发展与威权主义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智利威权政治造就了它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又带来了它民主的回归。但也有学者提出，一是不能把智利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军政府的威权性质，二是智利回归民主并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结果。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首先，就威权政治而言，威权政治通常与独裁专制划等号，但并非所有独裁政府都是谋求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的。拉美历史上不乏有让百姓遭受痛苦的独裁政权，它们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经济秩序。从智利改革进程看，军人政府在利用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军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对反对派的打压，而在于它能够不受到支持它上台的利益集团的左右，放权给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的技术官僚，比较独立地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案。相反，1976年上台的阿根廷军人政权就没有能力成功地实施类似智利的经济改革。同时，人们往往假定威权政府的行政效率是高效的，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有的威权政府行政效率并不高，或同一威权政府会在某一时期出现行政低效，如智利在1978年至1983年期间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决策进程僵化，成为当时智利转型的最大威胁。直到1985年2月埃尔南多·布奇被任命为新的财政部长之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扭转。因此，对威权政治对社会转型影响的评价要具体分析，不能过于笼统地得出结论。
第二，智利民主的回归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就国内因素而言主要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从后者来看，民主化回归的力量来自民众和反对党对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强烈抵制，其中关键在于智利的民主传统发挥了作用。在1973年政变之前，智利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除了北大西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智利在世界上是唯一“在1932年至1973年期间一直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择其政治领导人”的国家。因此，1973年皮诺切特实行独裁之后，恢复民主就成为民主斗士们执着追求的目标，独裁者迫于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1980年颁布了新宪法，并承诺1988年进行全民公决。到1982年，处于失业状态或被排挤到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劳动力已经占到全部劳动力数量的53.3%，当反对派意识到公开的游行示威会遭到血腥镇压，而8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也不会瓦解皮诺切特政权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宪法设置的全民公决的时间表，决心以独裁者的游戏规则来击败独裁者。智利的政党制度并没有被独裁者扑灭，一旦有宽松机会出现，各党派就立即会表达它们强有力的政治诉求。1988年10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17个反对党联合组成了“争取投反对票协调委员会”，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继续执政8年的提案。因此，智利民主化的过渡不是军人政权的自动施舍，而是反对派与独裁者较量的结果。双方在博弈中都采取了妥协、和解精神，并且有制度上的保障，故此，民主化过渡才得以顺利实现。
智利现代化道路与历史遗产的关系。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智利的历史遗产有着与众不同之处。早在殖民地时期，由于交通不发达，远离宗主国和相对隔绝成为智利地理的一个特点，但这却促使智利人地方倾向的产生、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自治能力的增强。到殖民地末期，智利核心地带50万人口中，白人人口占到将近2／5，梅斯蒂索人约占3／5，仅有极少数的印第安人。因此，智利种族文化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同质性，而没有其他拉美地区那样多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比较容易管理。由于中部核心地区与南方阿劳坎人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客观上带来了智利人较强的凝聚力，独立后智利与他国战争的胜利和边疆扩张进一步增强了智利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同时，领土面积的扩大也为智利的现代化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
在经济发展方面，殖民地时期来自宗主国的巴斯克人和19世纪来自英国、德国的移民带来了企业家传统，让智利人具备了创业精神和自主发展的意识。无论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智利都能够利用资源优势较好地促进其经济发展，智利硝石和铜的出口被用来扶持工业化和培育中产阶级，智利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而在波塔莱斯倡导下制定的1833宪法，不仅保证了智利早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成为智利宪政传统的滥觞，从那以后，智利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比较成熟，各个党派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具备一种英国式的妥协精神。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智利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智利最近20多年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与智利的历史遗产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种较为良性的“路径依赖”。
智利现代化经验的意义
如同当年“亚洲四小龙”的“毕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激励一样，智利案例对拉美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冲击力。总结智利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意义上讲，智利在众多拉丁美洲国家脱颖而出，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件事情本身就破解了拉美研究中的多个难题：
一是打破了弗兰克依附理论的“咒语”。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拉美的依附理论中，其左翼代表人物弗兰克曾提出拉美国家的出路在于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否则便永远处于“外围”境地。但智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与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均是与中心国家联系密切的时期。实际上，落后国家在依附机制中仍有机会发展，仍有机会改变命运，关键在于是能否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当今全球化形势之下，脱离世界体系搞孤立发展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破解了拉美国家二百年发展中的“五大难题”。一位中国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在2011年提到，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后的二百年中没有解决好“五大难题”，即“如何维系政治稳定，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如何缓解贫富悬殊，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从前述智利经验中可见，与许多拉美国家相比，智利较好地解决了这五大难题。另外，智利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对“拉美不可能出现民主”的悲观预测的有力反击。
三是回答了中国拉美研究中的所谓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位中国拉美研究的资深专家曾说，在他几十年的拉美研究生涯中，他接触到许多拉美问题，并找到了答案，但惟独有一个问题无解，即在“资源如此丰富、自然条件如此良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并在亚、非、美各大洲中独立得很早的拉丁美洲大陆和岛屿，却始终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老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上下沉浮！”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答是拉丁美洲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其实，这也是许多中国学者想回答的问题，而今，智利现代化道路从实践上给了我们答案。当然，这仅仅是智利的经验，我们还想知道其他拉美国家经验。
其次，从现实意义看，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经验给其他拉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以启示。智利道路并没有提供简单供人效仿的范式。它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智利的主要经验并不是盲目地奉行单一的绝对的范式，而是与各种狂热的思潮渐渐拉开距离”。智利经验给人们的启示是，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并及时修正自己的政治经济政策，不能拘泥于预先设计的某种方案。智利案例说明，只要坚持切合本国实际的务实主义政策，并保持这一政策的连贯性，就能够走出欠发达的困境。
当然，我们讲智利现代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不等于说智利已经尽善尽美。在多变的全球化形势下，智利仍面临着不少挑战。因为人均国民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只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化还意味着私人企业的成长、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如果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智利仍存在较差的教育质量、过高的基尼系数、低水平的社会流动和机会平等、质量较差的社会住房、研究和开发基金过低、环境标准的不充分、健康保健方面的缺陷等问题。智利的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 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标准，凡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2196美元以上者，为高收入国家。
2 早在2010年，智利就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被接受为“富国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3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p15.hdr.undp.org/en/media/HDR2013_EN_Summary.pdf.
4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2,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2/results.
5 13 Álvaro García Hurtado, Development in Chile 1990-2005, Lessons from a Positive Experience. Research Paper No.2006/13.UNU-WIDER 2006, p1.
6 智利在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2012～201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位于第三十三位，在拉美国家中列第一位。见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2～2013.www.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2-13.pdf.
7 包括艾尔文政府（1990～1994）、爱德华多·弗雷政府（1994～2000）、里卡多·拉戈斯政府（2000～2006年）、巴切莱特政府（2006～2010）。
8 军政关系，武装力量与合法建立的国家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
9 董经胜：“民主和解与社会公正”，苏振兴主编：《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7～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4～266页；郑秉文、齐传钧：“智利：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吴白乙主编：《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27页；袁东振主编：《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97～198页。
10 12 14 Peter Deshazo, Chile`s road to development,1990-2005，policy papers on the Americas, Volume ⅩⅥ,Study 2, August 2005. CSIS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2005.p13.
11 1989年以来智利一直实行“双提名选举制”，其规定赢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或联盟如果未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率，则只占据议会的1个议席，而第二议席则被票数第二的党派或联盟占据。这一设计旨在鼓励广泛的跨党联盟，削弱了小党的提名能力，客观上使智利议会政治向两党制的方向发展。
15 World Bank: GDP gowth(annual%)/data/ Table,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
16 Hernán Büchi Buc,How Chil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ts Economy.backgrounder, No, 1958, September 18, 2006.p7.
17 军政权期间，平均关税率从100%以上降低到了一个平坦的15%的关税率。文人政府继续单方面削减进口关税，直至6%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启动了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
18 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12 - Chile Country Report. Gü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2.p15.
19［智利］巴勃罗·卡夫雷拉：“跨入21世纪的智利”，《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页。
20 到1998年，智力公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73年39%下降到了9%。
21 有关90年代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22 CNIC, Evaluation Panel, Evaluation Repor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Competitiveness, Chile, March, 2010.
23 Álvaro García Hurtado ,Development in Chile 1990-2005, Lessons from a Positive Experience, Research Paper No. 2006/13.p4.
24 Marcus Taylor Source, 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Growth with Equity': Nation-Building in Chile, 1950-2000,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7, No. 1, p79.
25 R.Gwynne , C.Kay,Views from the periphery: futures of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1(1), 2001, p141.
26 2006年，全国中小学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取消把教育权力下放给市政府的命令；2011年，学生运动要求政府实行免费教育，要求提高教育质量。
27～31 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12 - Chile Country Report. Gü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2, p21.
32中等家庭部门是指那些收入位于全国收入中位数的50%至150%之间的家庭。
3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编：《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34智利大使馆和清华大学合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社会凝聚力与和谐社会的共识及经验交流》，智利大使馆，2010年，第101～103页。
35 51 58［西班牙］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36 Mario Sznajder Source,Dilemma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dernisation in Chile: A Jaguar That Wants to Be a Pum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4, 1996, p732.
37 Ricardo Ffrench-Davis, Economic Reforms in Chile: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 Second Edition , October 12, 2010.
38 Peter J. Meyer,"Chi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U.S. Relation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ww.fas.org/sgp/crs/row/R40126.pdf. p3.
39Marcus Taylor Source:From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Growth with Equity': Nation-Building in Chile, 1950-2000,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7, No. 1, p 82.
40 苏振兴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
41 1975年产出下降了12.9%，失业率上升到16.9%，财政赤字虽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但通货膨胀率仍然在380%。
42 1982年GDP下降14.1%，失业率达到23%以上，实际工资下降10%以上。
43 1985年以后军政府的经济决策人不再将出口仅仅视为融入国际市场，而是将其看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不再单纯致力于稳定价格，而是将宏观经济政策视为能够促进潜在生产能力的手段。
44 1973年政府控制了25家银行，近500家公司和3700个农场，在经历了私有化进程之后的1990年，政府手中尚存1家银行和41家企业，其中包括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见Javier Martinez, alvaro Diaz, Chil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p54.
45 Javier Martinez, Alvaro Diaz, Chil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pp2-3.
46 当年的财政部长布奇总结道：“由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型团队对完成基础性改革是至关重要的。”Hernán Büchi Buc,How Chil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ts Economy.backgrounder,No,1958, September 18, 2006.p3.
47 William R. Keech: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le,www.cgu.edu/include/SPE_Keech2004.pdf.p4.
48 Alejandro Ortega,International Effects on the Democratic Onset in Chile.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8·Spring 2010. www.stanford.edu/group/sjir/pdf/Chile_11.2.pdf.
49 K. Remmer, Party Competition and Public Policy: Argentina and Chile, 1890-193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 p 210.
50 Javier Martinez, Alvaro Diaz, Chil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p139.
52 1986年和1987年军政府先后宣布允许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回国，释放大批政治犯，开放党禁，对反对派做出让步。1988年皮诺切特答应接受公民投票结果，不再担任总统，但与反对派谈判，保留了1980年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军人特权，其中包括皮诺切特留任8年陆军总司令和具有“终身参议员”身份，保持1978年大赦法律的有效性。这些妥协阻碍了文人政府政治改革的步伐，直到2005年，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1980年宪法做出了58条实质性修改，智利才真正回归到民主国家。
53 即1836～1839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1861～1866年反对西班牙人的海上战争；1879～1884年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南太平洋战争”。
54 智利政府领导的与南方阿劳坎人的战争直到1883年才结束。
55 David E. Hojman, "Na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lean Case Research Paper Series,No.7. 2004. p10.
56 江时学：“拉美二百年发展进程中的五大难题”，《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57 张家哲：“拉美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韩琦等主编：《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59在过去的十年中，智利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在增加，2005年达到占GDP的0.6％，2010年达到占GDP的0.8％，但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60Andrés Solimano,Three Decades of Neoliberal Economics in Chile Achievements, Failures and Dilemmas, Research Paper No.37, 2009.
责 编∕凌肖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