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今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不仅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改革中，政府职能将进一步在转变中提高服务功能，简政放权将成为下一轮政府改革的主旋律。
减政府权力扩大市场权力在我国，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市场始终没有摆脱政府的控制，政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范围、调节的力度以及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都大打折扣了。
正如习总书记在向全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的，“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必须保证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减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权，扩大市场经济的自主权，让经济运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发展。
减政府竞争扩大企业竞争郑京平提出，我国的发展模式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即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县际政府之间、乡际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一发展模式存在缺陷：一是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一旦政府成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再加上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话语权往往较弱，甚至受制于政府部门，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的监管就变得异常困难。更有甚者，某些时候、某些县级政府自身就沦为了负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二是抑制了市场的正常竞争。如，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保护主义措施（地方政府用红头文件推销本地酒、本地烟、本地水泥等做法时常发生）。为了保护地方经济，跨地区的经济案件都争着在本地审理，以在利于本地公司或本地经济，结果同一起经济案件，不同地区法院判罚大相径庭，等等。公安、司法等公器演变成了地区竞争的手段。因此，深化体制改革，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指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的特征是：独立自主性，就是说市场条件下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自我调整；自负盈亏性，企业要对自己的盈亏负完全的责任，用自己的收入弥补支出，入不敷出到一定程度就要破产；市场导向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销售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
减政府管制扩大政府服务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就是要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现在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向市场交权。把阻碍社会发展各种管理制度、收费项目、罚款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并全部取消，把权力还给市场；把制约社会进步的各种法规、规章、办法进行全面清理并逐步规范，把权力交给市场；把过去众多的审批手续、行政许可、部门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并逐一归并，减少“关卡”，打通“肠梗阻”，炸开“堰塞湖”，把权力赋予市场。为此，政府职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由原来微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转向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与此相适应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原来的单一行政手段转向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
由原来管企业转向管市场。与此相适应由原来主要管国有企业转向积极引导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各种服务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
由原来人治性计划经济管理转向法制经济，主要以法律来引导与规范、约束与管理市场经济，实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由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直接干预和高度封闭性管理转向全方位开放，实现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互接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