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也再次激发了全体人民对改革、对未来的信心。从《决定》内容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延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和邓小平始终强调的改革精神，又在新的实践中对改革的目标和理念有了新的创新，具体可从“六大变化”来看。
从“量的改革”到“质的改革”。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改革，除了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其余的历次改革基本是单项性的改革，不少只是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比重的调整，也就是说基本上属于“量”方面的改革，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导致产生一方面只要遇到困难和问题，都把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另一方面却在“体制”改革上进展不快。这是因为体制性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而既得利益又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尽管一段时间社会上改革呼声很强烈，但改革阻力重重。《决定》全文公布后，不少人都大呼意外，没有想到这次改革的力度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措施如此之细，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摸石头过河”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是中国改革初期一种“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冲破改革各种束缚、最终夺取胜利的方法，但“量变”最终是为“质变”作准备的，随着改革经验的不断丰富，以及改革成果的不断积累，必须要通过“质变”，实现大的跨越和质的飞跃，但这种跨越和飞跃，仅仅停留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尽管“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样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但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动适应经济基础，改革有可能演变成革命，并引发社会的动荡，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自信与自觉，这也是“三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和充分体现，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从“生存倒逼”到“社会倒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起点都是由于各种生存问题“倒逼”所致：70年代末以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的改革，是因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再不改革，饭都没得吃了；国有企业改革，是因为当时政府财政处于“揭不开锅”的困难局面，政府出现了生存危机，只能通过“摔包袱”形式把国企推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巨大压力，国家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必须通过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求得生存与发展；本世纪初的改革，是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规则“倒逼”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家财政境况的好转，生存倒逼改革的情况不再，导致主动改革的内在动力有所减退，改革甚至成为垄断部门等利益集团维持既得利益的手段和借口。与此同时，社会层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全面深化包括企业、金融、教育、改革、政治领域等各项体制的改革，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共识，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上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和方案作出了全面回应，正视和关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集中了全党全国的改革智慧，体现了群众路线。
从“政府强干预”到“市场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节企业，一直是政府与市场的主要关系，尽管市场机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得我国的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政府立即强势介入干预，几次的调控政策无不反映了这种强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入，并使凯恩斯主义奉为当时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然，4万亿元是值得肯定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强干预，已经被美国所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是滞胀的祸首。而中国虽然暂时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接下去一些省份却过高预期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掀起了新一轮政府投资的热潮，最近几年各省出台的投资方案，几乎都是上万亿元的规模，把政府投资看作是拉动GDP的万能钥匙，甚至有收不住的趋势。与宏观层面一片繁荣景象相反，微观层面危机暗涌，企业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实体经济竞争压力增大，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怎么办？必须要重新回归市场化的轨道，让市场机制重新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微观层面的活动，回归本职——制定规则、规范竞争、维持秩序、保障民生，政府不能包罗万象，而是“有限政府”，赚钱的事要让民间和企业去做，而且民间和企业会比政府做得更好。
从“管理”到“治理”。在传统的思维中，国家作为专政的机器，一直担负着“管理者”的角色，政治体制如何推进，一直没有摆脱“管”的定式，考虑的都是如何管钱、管物、管事、管人的问题，每每遇到要做一件事，先考虑如何设一个“管”的部门，下级要管，企业要管，社会要管，“管”的事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但事却没有真正管好，机构之间职责不清，遇事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四风”问题突出，群众意见较大。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设定意义非凡。什么是“治理”？“治理”有别于“管理”，“管理”强调的是“控制”，对下级部门的控制、对人财物的控制、对过程的控制，等等，而“治理”则更加强调体制机制的“构架”，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安排，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权力设置和权力安排，形成目标一致的合力，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治理”是通过对权力部门的“确权”来实现的，通过“确权”形成权力机关的法权关系，三中全会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对国家权力机构各方面都进行了“确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从“放权让利”到“公平正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全部社会资源，集中几乎全部的社会权力和财力，因此“放权让利”一直是前35年改革开放的主基调，但“放权让利”也让改革陷入了“放了收”“收了放”的怪圈，并逐步产生了对权力和财力的垄断，造成了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分配关系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如以往般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一次发放“全民福利”的改革，以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为立足点、出发点，通过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使改革的成果让全民共享，特别是让劳动者享有劳动的尊严和劳动的成果，无疑有利于纠正社会上拜金、物欲现象和浮躁心态，高扬起“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旗帜。
当前，中央的改革决心和措施已经非常明确，关键还要靠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用“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的精神状态，积极承担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三中全会确定的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