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一些变化。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进步运动”，实现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社会的进步、转型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
［关键词］新媒体；“扒粪运动”；网络问政；进步运动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情形。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经济繁荣，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通过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遏制。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以实现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的目标［1］。
目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确实与百余年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三重转变。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点，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官员贪腐、信仰缺失、食品安全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在中国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事务。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许多特点，如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个性化、分众化，以及传播过程的互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开放性、低成本等，社会管理部门很难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控制新媒体。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监督公共权力、促成民主对话、增强社会管理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催生出与美国当年的“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们某种希冀：新媒体能否推动今日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毕竟当年美国的进步运动，就发轫于新闻界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
一、新媒体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的变化
许多人把新媒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但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媒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通过新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发展成为舆情事件，并最终在民众的监督下得到妥善解决的。新媒体对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改变了一些事件的走向，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一些显著变化，“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2］。
（一）新媒体突破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
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什么样的制度，社会管理者都会努力控制信息的传播。正如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所指出的，信息传播总是沿着含有某些“关卡”的渠道流动。这些“关卡”的“守门人”，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个人意见、偏好，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递。媒体的发展，从报刊、广播到电视，传播的数量和力量在不断扩大，但都未能突破“守门人”模式，因为这几类媒体都是由少数专业人士来操作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步伐，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特别是“推特”、“微博”等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传统专业媒体在信息获取方面失去了对普通民众的优势，“守门人”地位被动摇。
新媒体制胜的关键首先在于，它不仅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也绕开了信息流通的“关卡”，部分突破了信息管控。如2011年的“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仅过了4分钟，就有网民通过微博报料，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关于此事故的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随后，众多事故幸存者纷纷用微博“直播”现场情况。在最初一段时间，微博成为人们获知事故进展情况的主要渠道。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2年8月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指出，2011年通过新媒体首次曝光的舆情事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65．2％，已成为舆情事件首次曝光的主要渠道，通过传统媒介曝光的不足前者半数［3］，说明微博已成为舆论风暴中心和事实上的主流媒体之一。
新媒体的传播者和受众也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是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4．2亿，手机微博用户数量增至2．02亿。这么多的用户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也意味着从源头上通过“守门人”控制信息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许新媒体存在，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最大化。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就是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切合现实过。201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人民日报》现在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有1955万。这意味着，姚晨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他将姚晨称为“我们的‘对手’”。拥有微博，以一人敌一社，可算作新闻业为“受众所动摇”的一个注脚。
（二）新媒体构建了民意表达与思想碰撞的“网络舆论场”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也大大改善了民意表达渠道狭窄的局面。网络空间不仅近乎无限，其言论尺度也比传统媒体宽松许多。在传统媒体不能说的话、不能谈的事，都可以在网络上讨论，所以许多社会事务都被搬到网络上来，在网民的“围观”下得以解决，大有取代上访的趋势。如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因其老家的住房被强拆，多方交涉并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都没有取得满意结果，遂转向网络。他于2010年12月在网上发表了致潍坊市委书记的公开信，影响很大，对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2012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推翻了山东省政府就此项拆迁所做的裁定。
新媒体也为思想传播带来很大方便。新媒体制造出大量的不直接针对现实的思想性舆情事件。如2011年美国“9·11事件”十周年之际，新媒体纷纷推出相应的专题节目，密集报导美国政府的纪念活动及其在十年间所采取的种种善后措施，一时成为舆情焦点。不少当年因美国被袭而欣喜谩骂的青年在网上表达忏悔之意，忏悔成为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主题之一；美国政府处置灾难事故的态度与措施，也被广泛拿来与一些地方政府作比较。类似还有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先生发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引发的舆情关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朝鲜领袖金正日去世引发的关注等。
思想性舆情事件没有现实的直接针对性，网络监管部门也较少干涉。但就在这种事件的潜移默化或者理论交锋中，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念改变了，民众对政府官员、具体事件的评价也就改变了。近两年屡屡发生官员由于说话不慎、动作不当（如官员视察有人打伞）等引发的“围观”风波，甚至为此丢官、入狱，就是多元思想理念碰撞的结果。
（三）新媒体开辟了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网络新战场”
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在监督公共权力方面的不足，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利器。新媒体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聚合全社会的力量对某些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新媒体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如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灾害之后，遇难人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民众一再追问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逐一念出遇难者名单。
新媒体为民众监督政府官员任免提供了方便。近两年各地政府换届，官员任免频繁。网民们通过新媒体对很多任命都提出了质疑，如河北省馆陶县“最年轻的县长”事件，湘潭市岳塘区“90后”女干部事件，山西吕梁文水县女商人“吃空饷”、“变身副县长”事件等。组织、人事、纪检、司法部门根据网民提供的线索，对这些违法、违纪任命进行了查处。
新媒体也成为民众反腐的“利器”。传统的民众反腐活动需要依赖一定的组织和渠道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拖延和信息的耗损不可避免，中间环节还可能遭受非正常干扰，使反腐败行动半途而废。借助新媒体，民众可以跨越诸多中间环节，一旦发现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腐败线索，便直接向嫌疑对象提出质询。如江苏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浙江东阳“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河北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等，都是网民先在网络上曝光官员贪腐的线索，在广大网民跟进的过程中，纪检、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
借助新媒体，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可以覆盖行政程序的每一环节与细节，表现出大众化、日常化和具体化的特征。这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监督形式都无法比拟的。
（四）新媒体提高了“社会力”
我国社会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诟病，社会建设的问题屡被学者谈起，“社会的生产”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胡泳先生分析，互联网是最有希望促进社会成长的力量：“一个独立而富有参与性、抵抗性的公民社会正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互联网）可以增进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5］
新媒体对社会力的加强，首先是在社会议题的设置上，新媒体打破了专业媒体和政府主导的模式。普通网民随时可能客串一下“记者”角色，新媒体成为热门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信息聚集点，这使得网络舆情议题更加难以预测。如2011年10月份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从传统媒体的眼光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但凄惨的现场录像被放到网上，立即受到无数网民的关注，由此竟引发一场关于道德的全民大讨论。
其次，新媒体具有速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公权力约束，构建起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空间。一个事件或公共话题，在管理部门来得及反应之前被发布出来，几小时之内就会有上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的围观、转发。即使设置了屏蔽词，网民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隐语或以无厘头的形式来讨论或表达，如通过“膜拜”苍井空，表达对空虚道德教化的不满。
最后，新媒体在扩大公民活动空间方面也有很大潜力。从其产生之初，新媒体就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2011年1月，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倡议“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开博10余天就吸引了57万多网民回应并展开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民间打拐行动。
一些微博动员事件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响应，出台了相关政策，形成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如2011年3月份，《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等500名媒体人发起贫困学童“免费午餐”活动，获得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支持，并最终促成了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膳食补助政策的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