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媒体的局限
新媒体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有的是自身固有的弱点，更多的则是外部环境制约造成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度。
（一）网络谣言众多，垃圾信息泛滥，削弱其公信力
新媒体的自由度较高、信息海量，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弱项。因为缺乏“守门人”的过滤，谣言借助新媒体传播更快、更有影响力，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大地震后，谣言引发抢盐风波，扰乱了市场秩序；2012年4月份更是出现了“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一些传统媒体也被网络谣言泛滥拖累，陷入谣言风波。如“后妈虐童”、“艾滋女事件”、“金庸去世”、“上访村长被害”等谣言，都从网络进入到传统媒体。2011年“国税47号文件”谣言在新媒体上爆出后，经过多家报纸转载、放大，以讹传讹，蒙骗了许多媒体，甚至包括国家级的电视台。这都深深地暴露了新媒体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于来自网络的消息的天然质疑。
此外，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容易造成信息的泛滥失控，反倒阻碍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经过网络谣言“洗礼”的人们，也开始重新估量新媒体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媒体回归。
（二）群体极化、价值分裂，降低其建设力
网络民意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宣泄性，因此人们借助新媒体参与公共事务时，更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①，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我们不能笼统说“群体极化”是好还是坏，因为正是有大量网民群情激奋、一致行动、持续关注，才推动了很多事情的解决。但群体极化确实也会给正常的管理行为与决策带来很大的压力，容易形成“舆论暴力”，网民常常以极端化、情绪化的语言发泄不满，动辄使用“人肉搜索”，给被搜索人带来精神负担和生活不便。万一搞错了，却无人承担责任。
新媒体也会加剧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分裂与冲突。网络的开放性为意见聚合提供了方便；网络的匿名性则促进了网络言论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倾向。每一种意见都能迅速在网上找到自己的“知音”和支持者，扩大自己的意见队伍，也就意味着不同意见之间的鸿沟加大，民意整合和达成基本共识的难度相应提高了。
思想交锋对于繁荣文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社会管理来说，缺乏基本共识往往会引发现实矛盾的激化。特别是个别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人物发表不当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如孔庆东骂港事件，不仅引发香港市民的愤慨，部分港人还通过社交网站组织起来到香港中联办抗议，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特首参选人都出面反驳和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群对立。
（三）网络民粹盛行，加大社会管理难度
新媒体的功能便捷，也使得网民越来越年轻化和低学历化。很多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抱有很大兴趣，但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进行理性判断和分析，对事情的判断主要依靠直觉和惯性思维，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批判，就形成了网络民粹思潮。
网络民粹思潮通常对政府持怀疑、否定态度。许多人抱着“你不辟谣我还怀疑，你一辟谣我反倒相信”的态度看待政府对许多事件的表态，对政府辟谣常常做反面理解，例如2011年初浙江乐清钱云会车祸事件。尽管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相信，钱云会死于当地政府策划的谋杀，为此还造成警民冲突，使得事件的处理一波三折。
网络民粹思潮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依据，政府和精英也不是不可以质疑。但网络民粹思潮往往把怀疑政府和精英的倾向推到极致。凡是和官员、专家、富豪有关的负面事件，都会激起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和批判。如药家鑫案，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关于药家鑫的“家长有权有钱”、“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等传言，药案也被塑造成“草根与精英的较量”。在当下中国司法公信不足、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得到广泛传播，对药的父母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四）新媒体缺乏与现实体制的接合渠道
新媒体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目前仅停留在舆论压力的层面上。舆论压力要经过多个环节的转化才能产生现实作用。民众通过新媒体表达意见，形成网络舆情热点，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往往取决于舆情的声势、规模的大小。
由于缺乏网络民意与社会管理体制间的制度性转化渠道，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态度。多数情况下，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如近两年在网络舆论压力下被撤职的官员纷纷复出，尽管网民对每一次复出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无形中抵消了此前网络监督的实效。
又如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揭发腐败的功能，由于目前还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程序、方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倒催生了网络删帖的热门“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