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媒体当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的“扒粪运动”何以能推动“进步运动”？首先，当时美国社会有一个成熟的新闻出版业，能及时反映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能沟通上下、官民和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其次，美国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社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互动。民意能够通过制度性渠道上升为法律，政府也能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积极推动社会改革。
相比之下，新媒体在我们社会所起的作用，是远不能和进步运动时代的美国媒体相比的。但这并不是说，新媒体对社会进步无能为力，只是我们不能对之期望过高。要想发挥新媒体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媒体、民众、社会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而就目前形势来说，后者所起的作用更为根本。
（一）新媒体运营机构要加强社会责任担当
媒体是社会公器。在市场条件下，新媒体运营机构不免要追求经济效益，但只有那些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的媒体才会真正成为有力量的媒体。有些媒体热衷于商业炒作，以经济利益来衡量社会事件的报道价值，以新闻的“可消费性”满足市场需要，甚至不顾媒体的社会责任，以传播谣言来吸引公众关注，这样的媒体肯定“行之不远”。
新媒体要充分发挥民意表达主渠道的作用，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事态的发展；也要利用技术优势和舆论优势，捕捉重大社会新闻题材，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配合网络民意揭示社会治理当中的深层次问题，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管道和政策建议，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互动的桥梁。
（二）民众需加强媒介素养
就民众而言，通过新媒体发表意见是弥补政治参与不足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下，个人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公众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这是新媒体受到民众热捧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也应警惕，公民滥用话语权的危害也不可小觑，尤其是那些违反公共精神和法律底线的言论以及谣言等，往往会引发公共管理危机。提高民众媒介素养，理性、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恰当地表达个人意见，是民众通过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
（三）社会管理者既要宽容、扶持新媒体的发展，也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引导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新媒体发展壮大和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如何看待、引导新媒体。
首先，社会管理者既要鼓励网络问政，也要加强网络执政。
对于网络问政，社会管理者不应视作对权力的干预，而应视之为对公共治理的补益。社会管理者应鼓励民众通过新媒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并借助新媒体加强与民众的对话、沟通；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协调行政运作，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及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
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及时、合理地解决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不仅会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还会提升社会管理部门在公平、正义等价值层面的形象建构。
其次，既要支持网络民意表达，也要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
民众利用新媒体发表个人见解，实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在这个平台上，民众的价值诉求通过整合、发酵，逐渐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客观上形成了思想的多元化，这对社会管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新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环境中，社会管理者处于一个较为微妙的境地。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管理者不仅要加强网络管理队伍的建设，更要改进工作方式、技巧、手段。在这一点上，决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最后，既要借助新媒体加强社会建设，也要注意防控其带来的风险。
新媒体强化了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步形成了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新媒体在推动社会冲突方面的能量不仅在国外社会革命中有所体现，在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中也屡有效验，如厦门、大连反ＰＸ项目活动中所表现的。社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网络舆情的调研与应对，及时发现和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把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制止在萌芽状态。
新媒体扩展了公共话语和民意表达空间，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受社会文化传统和体制的约束，新媒体不可能像美国“扒粪运动”那样大幅度地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推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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