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戴老师提到"9·11"后好莱坞失语，我再补充一点细节。奥利弗·斯通在"9·11"发生几天后曾作了一个演讲，说如此创伤必须通过电影表达。斯通对现实极敏感，反应也快，关怀现实政治。但我觉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贸中心》很无力。此片纠结于个人心理、家庭伦理、以及落难人物在惊恐中产生的宗教幻觉，以再现纽约人的伤痛经验，却回避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袭击者的动机。2011年的影片《特别响，非常近》很精彩，却也同样以回避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纽约人的创伤记忆。
有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希腊史教授曼德尔松，写了篇影评：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上演一出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战争中米利都城失陷后两年，剧情是希腊人被波斯人残暴蹂躏，深深刺痛了希腊人。21年后，波斯战败，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从敌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伤悼失败的惨痛，同情波斯人。古雅典人尚可从敌我双向去理解战争的悲剧性，而斯通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导演，却把敌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营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义、人道关怀和牺牲奉献。历史整体被割裂和肢解，此片委身低就，充当"9·11"五周年的安抚奶嘴，一个轻飘、甜俗、没有历史深度的肥皂剧。说好莱坞失语，是无力触及悲剧根源，不敢面对现实，也即戴老师常说的"不及物"。
戴锦华：兰德公司的、准确地说是美国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个事实上"异族异教"的邪恶敌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视点于其中。因此，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迟到的帮闲说；美国高官称阿富汗战争为（基督教）"圣战"也是不慎吐真言。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近年来《胡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传记片的涌现，也无法触及全球恐怖主义及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
为此，我更倾向于把《胡狼卡洛斯》（六小时版和两小时版）、《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放到与上述影片相关、但不同的脉络中来讨论。尽管两小时版的《胡狼卡洛斯》，看起来近乎动作片，但上述作品不仅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而非好莱坞工业系统中制作的，而且其文化定位、社会诉求都与制造恐怖主义想象的好莱坞灾难、动作片南辕北辙。这些真人实事的传记片，事实上揭开了一个被全球反恐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面向，而这或许比种族、文明冲突的意涵更深刻而真切。《胡狼卡洛斯》或《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揭开的历史画面，是兰德公司年谱上不可见的所在。即，六十年代后期直到九十年代，巴解组织的行动不是、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左翼国际行动。两部传记片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左翼极端行动派：红色旅、德国红军及日本赤军对其深刻的参与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恐怖主义的起源之一，正是追随切·格瓦拉的榜样，投身、尝试开辟游击战场受挫后，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经历了蜕变和堕落。今日好莱坞的恐怖主义想象和全球反恐意识形态不仅要抹去类似行动曾拥有的政治内涵，而且借重其妖魔化的形态，践行其审判、葬埋革命的社会功能。因此，我认同詹明信的定义：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没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这是对美国主流社会想象而言。
当然，如果对照着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反观《胡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包括《切·格瓦拉》），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文化症候：类似影评都有着纪录片式的视觉风格，白描单线叙事。其"客观"展现伴随着历史语境与人物的心理历程的消失。即使电影作者的初衷是钩沉这些被投入历史忘怀洞的角色，但角色内心呈现的缺席，令今日观众无法对其建立任何同情的理解，遑论认同。而《慕尼黑》中对以色列穆萨德的恐怖杀手的呈现就大不相同。它间或告知，与革命--激进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丧失了的，是另类选择与事件的逻辑。于是，你只能呈现，无法叙述。
赵雅茹：2008年上映的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试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左翼运动讲述一个历史脉络。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些运动为什么会转向激进和暴力？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戴锦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20世纪二战后的历史。我以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是变革世界的动能被阻塞、革命实践可能遭到压缩、乃至封闭的结果，而非相反。
类似故事的起点一定要追溯到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1956年苏共22大揭秘及同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美联军武力强占苏伊士运河--出自两大阵营领袖国家的暴行重创了世界。寻找美苏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动能造就了全球六十年代。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是用詹明信的说法吧：长的六十年代（对应着短的二十世纪？）始自1959年元旦。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300多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战胜了五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开进了首度哈瓦那。用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一时刻，"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按照詹明信的定义，六十年代终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个911），那一天，智利陆军元帅在美国CIA的支持和直接资助下，发动军事政变，以十足恐怖主义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这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升级：经由电视媒介，一边是美军的越南暴行在美国、欧洲、全世界引发的大规模的、青年学生主体的反战运动，一边是越南战争--一个东南亚小国，不仅挺身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而且令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美军深陷的泥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会力量。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切·格瓦拉之死。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领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CIA训练并指挥的政府军遭遇，切受伤被俘，9日被杀害在无花果村。10日全球主要报刊头版刊载了这一消息及玻利维亚军方的陈尸照片。"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哭泣"。
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却成了六十年代全球青年学生主题的反制运动的直接触发点。1968年，巴黎迸发了"五月风暴"，不仅左翼学生、而且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法国思想家、导演、学者都涌上街头，修筑街垒。运动引发工厂全面罢工、市民罢市加入，一时间几乎倒阁。由法国五月风暴到意大利"热秋"，"最后一场欧洲革命"席卷了西欧，并与北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强烈共振。然而这场革命骤然引爆，瞬间燎原，但很快便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下熄灭。但遭到挫败的左翼学生、学者、艺术家并未因挫败而放弃；继发的浪潮，是他们深入工厂、走向乡村，参与并纪录、表现工农的抗争运动，更为激进的，则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然而，随着六十年代终结及美军被迫撤离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争渐趋沉寂。到七十年代初、中期，六十年代所开启、或尝试打开的社会空间与变革可能渐次破碎、封闭。这便是左翼恐怖行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阅读"《胡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必须的历史知识。换言之，最为激进的欧洲左翼青年由市游击战到依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恐怖行动，是革命无望后绝望的铤而走险，与反抗绝望的极端选择。
王炎：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埃及1952纳赛尔政变，两年后掌权，在56年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埃及实行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带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社会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道路看到未来的希望。纳赛尔顺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阿拉伯各国凝聚成一个共和国。他的魅力激发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赢第三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运动在1967年遭重创，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领导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组织也转向激进和暴力。1999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访慕尼黑绑架案唯一的幸存袭击者杰莫·阿尔·加希（Jamal al Gashey）。他回忆当年参与恐怖活动的心路历程，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苦孩子，不惜生命投身巴解运动，终身不悔。他没有多少伊斯兰宗教情节，而只是献身政治事业，这与反恐时代大肆渲染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根本不同。
刚才戴老师讲到欧洲"68学运"这条线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条线索，即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也遥相呼应。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黑豹"这样激进的暴力组织。不仅是黑人参加，也有白人学生积极参与。"黑豹"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划了大量暴力事件，纪录片《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就从白人学生西尔维娅的视角讲述这场革命。最后，FBI暗杀了"黑豹"领袖，逮捕了许多像西尔维亚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判了重刑。如今关在关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员。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是，以诉求种族平权的面貌出现，没有白人蓝领的支持，也没有欧洲式的工运，特别是与反战抗议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应。总之，"冷战"时代的北美大陆不像后来叙述那样歌舞升平。漫长的60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大洲遥相呼应，当今世界主流话语极力淡化这段历史，把反恐局限在针对穆斯林原教旨的斗争。我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豺狼卡洛斯》、《通往浅间山庄之路》这样影片，展示给我们反恐时代的"史前史"，揭开恐怖主义外衣下隐藏的、相去并不久远的一段革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