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他们了解我们什么，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了解我们，
不知道他们会和谁共享他们所知晓的。
这对我们的身份认同、生活机会、人权和隐私有何影响？
对于政治权力、社会控制、自由与民主又有何意义？
二十多年前，监控研究专家、加拿大社会学者大卫·里昂（David Lyon）在其监控研究的开山之作《电子眼：监控型社会的崛起》中反复追问的上述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信息技术何以推动了监控型社会的崛起？四十多年前，管理控制论的开创者、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塔福德·比尔（Anthony Stafford Beer）形象地描绘了人的电子形象相对于人之本相的巨大优势，点出了其中的原因所在："我在机器里的电子形象也许比我本人更真实。它是我的全景，很周全，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追溯......所有细节清晰可见，全部历史毫无遗漏，绝不模棱两可。我是一团乱麻，我茫然无措。在统计意义上，机器比我了解的更多。因此，我的镜像比我的实在更真实。这个事实让我黯然神伤。"信息技术让治理者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识别治理对象的能力，匿名不再可能，隐居不复存在，混沌得以厘清，"监控型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事实史无前例地可能得到全面到无以复加的收集。
一旦隐私卡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反恐战略，就有了美国犹他州全球数据监控中心、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工程、上游工程以及更为野心勃勃的类似监控工程，这些内外监控的政府工程事无巨细地通过关键词过滤技术识别、筛选、存储、记录人们的语言轨、行动轨，最终将"监控型社会"升级为"信息帝国"。
监控型社会的构想，发端于英国思想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形象化为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集大成于福柯的"监控社会"之说。1785年至1834年，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程的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如何强制大量赤贫化穷人劳动而不至于导致劳动力的浪费，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这正是边沁设计全景敞视监狱的初衷。这是自由主义与监控的第一次重要结合，边沁兄弟没有光说不练，他们后来成功地在英国建立并运营了多个全景敞视监狱式工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让主角温斯顿的日常生活遭遇全天候监控，道出了信息技术密切注视人类生活的极致。福柯批判细致入微的权力技术的经典名著《纪律与惩罚》中的纪律，在法文里纪律一词原本用的就是"监控"，一旦监控成为对微观行为的一种纪律约束，纪律也就成为无所不在的监控。
二十多年来，正是秉持着对监控型社会的强烈反思，大卫·利昂孜孜不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书，2001年的《监控型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监视》（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堪称《一九八四》的新世纪版，还有2003年的《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与数字歧视》（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Routledge 2003）和《9·11后的监控》（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Polity 2003），以及2009年的《识别公民》（Identifying Citizens: ID Cards as Surveillance，Polity 2009）。这些书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基于个人资料的数据库的后果是什么？不过，他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吉登斯一样，他们都认为监控能力及其扩张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当然，本文的主旨并非控诉现代国家滥用监控权的"血泪史"。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事物也总是一体两面的。如果监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那么，它如何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里自我证明？它的正当性从何而来？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福柯晚年法兰西学院系列讲演的核心。他用"治理"这一核心概念把监控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监控与人口、安全相关，共同指向现代国家的治理化，即为了解决大规模社会的生产、消费、安全等问题。在他看来，这就是整个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基石都是以此为基础建构出来的，其中就包括对于人性的假设、对于自由市场的假设。因此，可以说，"晚年的福柯"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化"的探讨，是对"中青年的福柯"的一种补正，不再仅仅着眼于批判，而是力图深挖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最深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好处在于，促使人们回归问题本身，思考类似问题是否仅仅是自由主义世界的逻辑，如果不是，那它是不是一种普遍的治理逻辑？
英国社会学者迈克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王绍光和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即探寻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的基础权力、基础能力、基础制度，拙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的治理化，需要在人、物与数据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具体化为某个数字、代码、符号，这种规范化、标准化赋予人和物准确、唯一、整合的身份，可以大幅改进政治决策、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回应性和均等化。在给这种对应关系做出政治学的学理化界定时，我的思路受到了法学的极大影响，我借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法谚，把认证界定为："以全面的事实为基础，建构统一的规范"。这种学术抽象是从区分认证与监控开始的，我把人和物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也看成是一体两面的，监控是负面，认证是正面。认证本身更是监控的前提，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化地把认证也打入冷宫，一票否决。
我曾经撰文论证"认证是权利的诸多成本之一"，与凯斯·桑斯坦和斯蒂芬·霍尔姆斯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所做的努力一样，这种论证意在探寻必须正视和坚守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在政治层面更多地指向"现代国家的治理化"。这是一种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普遍的治理逻辑。所谓"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着力彰显的正是"国家的治理化"或者"政治的治理化"。这当然不是在否认现代国家的治理化，相反，必须强调，在现代条件下，正是自由主义首先走到了这一步，并同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学，将其转化为政治正当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