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年一度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对明年中国经济政策做了定位。和以往最大变化是，首次提出“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虽然也提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没有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作为明年任务之首，至少从07年开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内容都是列为第二年中央经济任务之首，而此次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种种迹象表明，2013将是中国式宏观调控的终结年。
回顾今年经济运行，笔者发现以下明显的特征：即中国经济周期已明显缩短，宏观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经济周期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季度为单位，增长加速和硬着陆风险的变化在一个季度间。在此背景下，传统以需求管理为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受到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对增长的作用显着缩小。
北京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措施之所以被寄予厚望，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体现了决策层经济管理思路上的转变，即跳出了传统主流经济学派以需求端为着力点的理论认知框架，而是从供给端发力，试图通过推动改革和创新帮助中国摆脱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的困境，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另辟蹊径。
回顾2013经济运行，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并未延续去年四季度十八大召开带来的乐观情绪，经济增长从去年四季度的7.9%回落至7.7%，而当时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异常宽松，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超过6万亿，为以往历年以来单季度最高。
然而，一季度经济下滑并未引起决策层和市场的担忧。年初市场的一致预期是今年gdp增速在8。3％，决策层仍然认为通胀是当时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今年上半年的出口数据"虚高"也给经济决策造成干扰，认为外需好转出口很乐观，但直到六月份真相大白，靓丽的出口数据主要是海外资金套利的缘故。此后二季度的信贷和财政政策的收紧导致经济增长快速下滑，二季度单季GDP增长触及政府7.5%的下限。尤其是6月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走高，不仅引发"钱荒"，而且引发硬着陆风险。
随即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密集召开，应对经济下滑过快，或将触发的硬着陆风险积极采取措施，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加速铁路投资、支持外贸出口、下放行政审批、财政金融盘活存量资金、房企融资渠道拓宽等等，宏观政策转向稳增长。社会融资总额从二季度末大幅回升，财政支出的增长也大幅反弹。伴随着三季度稳增长政策的迅速推进，当季经济增速迅速反弹。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更得到明显提升，当季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5.8%。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推手，体现了稳增长起到的决定作用。
进入四季度，由于资本大量流入中国、通胀与房价上涨压力以及降杠杆的压力等等，稳增长政策逐步退出，货币政策出现收紧迹象，在此之下，经济回调，四季度GDP比三季度下滑已成事实。
对经济形势的回顾让笔者发现了以下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已变得越来越短，且短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宏观政策的取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进一步来讲，宏观政策效果之所以难以将中国经济带入持续增长态势，说明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即传统凯恩斯以需求管理为主导的宏观政策在中国屡试不爽，特别是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这一理念发挥至极致，但近两年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土地与房地产绑架问题凸显，说明中国式宏观调控已走到尽头，未来摆脱困境亟待从理论与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
出路在哪里？通过今年以来多次参加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现已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讨论，笔者大有启发。正如笔者与小组成员所感悟的，未来中国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并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破解当前中国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为实现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而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勾画的改革蓝图，思路似乎更加清晰。例如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举措，实则为在人口政策上理顺要素供给的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国企而民企市场主体不平等的举措。
当然，其推行必然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既是亮点，也是难点；约束政府行为，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给予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定位；要素价格改革的推进，包括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改革如想释放需求，根本上需要就户籍、财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均进行改革，进而为城镇化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总而言之，新一轮改革措施实际上体现了在中国经济旧的增长模式陷入困境之下，决策层管理理念从传统的宏观政策需求端管理向更多倾向于供给端制度与机制创新方面，是个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当然，目前存在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毕竟推进改革将面临原有利益集团前所未有的阻挠，而这也恰恰当前看多派与看空派的主要分歧所在。但无论如何，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需求端的做法已经走向尽头，未来都是对如何改革以更好促进生产要素供给和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增长持续的政策取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