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知识份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而是经由苏俄新文学和日本中介的苏俄马列主义。确如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时所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份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发生巨变；这一事件连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促使我们有必要反思苏俄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反而容易让事情的原委得以呈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的革命浪潮，不是一批激进份子的人为所致，而是配合了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生革命的大趋势，也是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刊发的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中已经声明了这点[2]：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两年后，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9）一文中进一步把苏俄革命泛化为普遍的革命：“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
问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革命潮流何以一定要和苏俄革命联系起来？因为苏俄的介入，中国把经典的德国马克思主义搁置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满怀理想地接纳并实践苏俄马克思主义。尽管实现了一系列伟大目标，但也带来诸多严重后果。苏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旅行，成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况且，在后苏联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变为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也能看到当年侨民学者如何自由探讨俄国马克思主义问题之作，还能自由发表还原俄国马克思主义原貌的言论[4]。这些为我们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苏俄进入中国，提供了很扎实的学术基础。
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文学热
就一般情况而言，现代中国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革命情势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无论俄国多么贫穷、议会（杜马）政治多么混乱，但二月革命发生及其建立的临时政府，使俄国远离了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而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更使俄国自觉远离了西方帝国主义（如主动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不管苏俄理念是否乌托邦，苏俄已经成为一个航标，为来自战争瓦砾上的西方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寻求理想世界的政治激进主义者指出了方向，也让饱受帝国主义伤害的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从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世界各国的许多热血知识份子为苏俄马克思主义所倾倒。苏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力，并在后来大半个世纪连绵不断的国际反西化和反资本主义潮流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5]。
而中国则更甚：从孙文到毛泽东、从李大钊到周作人、从陈独秀到鲁迅等，大批满怀壮志的仁人志士，为重建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去寻求更有效的思想文化资源，由此，知识界的俄国文学热长盛不衰。这种热浪又从知识界普及到难以计数的作家、文学青年、热爱文学的读者和译者等公众身上，以至于关心苏俄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1920年8月22日新民学会以“俄国事情亟待研究”为由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毛泽东还担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该会认真研究了一些问题后，决定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五天后，《大公报》发表了荫柏的署名文章〈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想〉，该文称，“你要觉得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万恶，方才知道俄罗斯怎么起了革命，方才知道应当怎样研究俄罗斯，方才会研究俄罗斯到精微处”。第二年夏天，该会还真的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俄罗斯研究会在引介苏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事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后介绍了十六名进步青年先到上海外国语学校（陈独秀所创）补习俄语，然后赴苏俄学习，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中国知识份子对苏俄的认同，首先是和当时的苏俄文学热联系在一起的。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一文曾生动描述了“读者大众对俄国文学共鸣和热爱”的壮观情景：“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6]。今天回过头来看，《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的各种中译本有超过十种，各种译本再版近百次，其影响力实在不可思议。
何止是这部《战争与和平》有如此声誉，超过十种译本的苏俄文学作品不下三十种，其中著名诗人普希金（А. Пушкин）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已经有超过十五种译本。这类现象意味着，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他的文学种类，以至于以学法国象征派而著称的“诗怪”李金发，在诗名隆盛的1920年代如此说：“日看小说，夜看小说，不知不觉把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看了几十本，甚至神经衰弱都不知”[7]。正因为如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朱自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后在师大和燕京大学也曾应邀开设），也内设有“『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专题，专门论述“俄国与日本的影响──理论”，并且认为《新青年》、五四运动期间各社团、文学研究会、成仿吾和钱杏村等人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等先后深受俄国和日本的影响[8]。
这种情况后来一直在延续着，茅盾1945年在归纳抗战以后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时如是说：从七七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介绍的“主要是苏联战前作品（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而从太平洋战争到抗战胜利前夕，“除继承前期的工作而外，还把注意力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了──不用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是尤其介绍得多”[9]。
然而，中国知识份子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主要不是由于其审美性，而是基于其反映种种社会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瞿秋白在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1920）中曾深刻分析到[10]：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那么，我们创造新文学的材料本来不一定取之于俄国文学，然而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
而且，这并非已经开始倾向于左翼的瞿秋白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知识界的普遍认知，如鲁迅也有同感，在前述〈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叙述了俄国文学热的情景并分析其原因[11]：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甚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正是在这种热潮中，连对暴力革命有深刻的理性研究和宗教哲学分析的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也被中国知识份子革命化了，如罗罗译的〈陀斯妥夫斯基之文学与俄国革命之心理〉（《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十二号，1918年12月），很真切地显示出了这种趋向。如此一来，中国知识份子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必然趋势”，并且把原本作为地方性的苏俄革命演绎成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还把苏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成功实践，自然也就视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十月革命是俄国社会变革的极端形式之一，是超出当时人们预期而未必一定要发生的社会事件，更难说它有普遍性。何况，后来历史证明，它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俄国居民和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俄国文学，它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关系甚微：说俄国文学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那是苏俄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官方学术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