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深刻地指出，俄国始终存有重建俄罗斯帝国的伟大理想，苏俄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苏俄后现代主义一样，都是深深植根于俄国文化传统中的同一种意识形态范式[12]。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民众的理想追求之一，同俄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据俄国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中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过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种各样信仰的过程，包括斯拉夫农民村社式社会主义、只求信仰而拒绝理性的虚无主义、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民粹主义、反对理性和法制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东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现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学叙述，也有身体力行的社会行动，苏维埃共产主义乃诸种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潮之一──这是广大下层民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它比孟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知识份子所追寻的，带有学理性的）要强大得多[13]。
换言之，苏俄马克思主义并非德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经由俄国文化传统改造马克思学说而成的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且，结合的结果是本土传统的份量大大压倒了外来思想，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哪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直接关心俄国社会发展动态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发行的情况，如恩格斯写有论文〈论俄国的社会关系〉（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且被收录在俄罗斯公开发行的《恩格斯论俄国》俄文本（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о России）中，恩格斯还特意为这本小册子写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登陆成功，并非列宁个人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成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本土化过程。
激进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В. Белинский）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于《德法年鉴》（Дехфуги-Жтбоъ窃йугие Кбитв鰕иет）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等。而彼得拉舍夫斯基（Б.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这位俄国外交官和《袖珍外语词典》（Карм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编辑者，因为信仰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圣彼得堡组建了传播禁书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这个组织的藏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多种著作。安年科夫（П. Анненков）这位在十九世纪苏联人看来属于保守派的文学批评家、美学理论家、第一套《普希金文集》（сочинений А. Пушкина）的主编，1846年认识马克思之后便与其保持着多年的私人联系。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М. Бакунин）尽管和马克思、恩格斯矛盾重重[14]，但1869年居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译本（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1872年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Н. Даниельсон）翻译了《资本论》（Капитал）第一卷，在圣彼得堡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了3,000册，在一个半月内就售出900册。1882年1月《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第二版问世（马克思、恩格斯亲自作序）。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拉甫罗夫（П. Лавров）这位1870年加入第一国际、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民粹主义知识份子，曾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提供了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的材料，其著作《历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试论当代思想史》（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理解历史的使命》（Задачи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数，所透出的重要信息是：早期热衷于马克思著作的俄国知识份子没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三十年后，才出现首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888年9月25日，普列汉诺夫（Г. Плеханов）、查苏利奇（В. Засулич）、阿克雪里罗得（П. Аксельрод）、捷依奇（Л. Г. Дейч）、伊格纳托夫（В. Игнатов）五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普列汉诺夫及该社先后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三十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Философии нищеты）、《雇佣劳动与资本》（Наемный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等，并把它们秘密运回俄国传播。到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俄译本出了第三版。在马克思主义作用下，普列汉诺夫本人还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与《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等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产生了巨大作用，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关注，列宁也受益于这些著作。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分化后，普列汉诺夫本人因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而成为少数派，被批评为孟什维克份子和“正统马克思主义”（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的始作俑者。但是，就在普列汉诺夫等职业革命家试图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付诸实践而遭遇困难时，因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过程中出现激进化趋向，使得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和弗兰克（С. Франк）等著名宗教思想家、别雷（А. Белый）等象征主义文学家谨慎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司徒卢威（П. Струве）院士、神学家和经济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和别尔嘉耶夫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经济唯物主义，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中否定性地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非常值得认真研究：这是俄国普遍接受德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俄国自彼得大帝实施西化政策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本土斯拉夫文化危机，引发知识界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当时的德国如何在接纳现代性同时抵抗英法现代化模式，随即也被俄国的有识之士所关注。于是，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建构民族认同的行为，从十八世纪末以来一直为俄国知识界所痴迷，并且随着资本主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日趋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和普及过程，自然也就促使俄国从接纳德国启蒙文学（以接受歌德[J. W. von Goethe]最甚）、古典哲学（主要是谢林[F. W. J. von Shelling]和费希特[J. G. Fichte]等），转向接纳马克思主义。
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接纳的过程，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伴随激进化倾向，而且这种趋向又可视为俄国知识份子激进主义历史传统的自然延续、自觉更新。从深受法国启蒙主义影响的十二月党人革命，经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斯拉夫村社社会主义融合的赫尔岑（А. Герцен）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把村社社会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Н.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的农民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论（否定国家的作用）等，发展到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斗争取胜的列宁主义，最终演变成在和托洛茨基（Л. Троцкий）、布哈林（Н. Бухарнин）斗争中所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彼此之间确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5]。
由此可见，苏俄马克思主义，与德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差岂止是十万八千里，以致俄国许多职业革命家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源于理论，而是来自实践和民间追求。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纪德（André Gide）因为太执着于马克思主义，1936年6月17日，已经67岁的他还受苏联政府邀请，开始历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访苏归来三个月后，即同年11月出版了在东西方世界分别掀起轩然大波的《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作者很失望，于一年后写下《为我的〈访苏归来〉答客难》（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有言，“三年以来，我太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致到了苏联反而觉得在异乡异俗过生活似的”[16]。这些都很生动地证实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俄国地方性特征。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是有所知的。田汉在著名的〈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一文中曾专门论及“波尔舍维克倒底甚么一个东西？”的问题。经他考证，《资本论》于中国同治十一年（1872）已经译成俄文，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扩展最为强劲是在1880至1890年代，俄国最初马克思派代表人物为普列汉诺夫（译成“勃雷哈洛夫”），其先驱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开创的“到民间去运动”、继之乃“土地与自由”之结社（即虚无党）。虚无党分裂成激进派与温和派之后，便有了激进派组建的社会革命党（“农民党，多数斯拉夫主义者”）和温和派静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厂劳动者一气，多属西欧主义者”），两党都脱去了虚无党的色彩，都以废除君主专制、成就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但所主张的手段不一致。社会革命党（农民党）尊重俄国米尔（村社）制度，视为社会主义的要素，而社会民主党（工厂劳动者党）则蔑视此种保守主义，谓于现代社会无用；革命党主张土地之共有，民主党则主张土地之自由；革命党认为革命之方法当采恐怖主义，而民主党则视之为无益而有损。两党龌龊不断，同时诱发各党内部之分裂。民主党主张以较和平的手段达其目的者则为普列汉诺夫派，主张以激烈手段急行政治与社会的革命者则为列宁派（当时译为“吕宁”）。田汉还介绍说，1903年社会民主党于斯德哥尔摩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派遂以多数战胜普列汉诺夫的少数，于是就有了列宁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少数派（孟什维克），分裂原因在于孟什维克“固执议会政治”，而布尔什维克主张“劳动阶级的执政权者”甚坚，不肯与第三阶级的议会政治相妥协。最后，田汉总结说：“波尔舍维克的基础特质就是劳动阶级的执政权！”“最能表现此种特质者，莫如由波尔舍维克之手所定之《劳兵会全俄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宪法》，此宪法之主要条项是『一切权力属此国之劳动者』”[17]。
应该说，这样的考释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遗憾的是，中国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并不在意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只是关心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