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知识份子无暇深究苏俄的真相
今天看来，田汉的这番重要研究没有产生影响，是基于人们无暇也没条件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对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问题皆无法深入辨析，更没人去区分苏俄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情形如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一文中所倡言的那样，即要学习马克思用归纳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精神，“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18]。这样一来，中国知识份子自然就普遍认为十月革命和劳农政权乃对共产主义理想之实践，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常发展。对他们来说，用阶级斗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化国家的阶级结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由于现实遮蔽了人们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加上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的深入人心，中国左翼知识界更是一厢情愿地把苏俄的事情泛化为中国的诉求，以至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本来是随中国的国家观念建构、二十世纪第一波国际民族主义浪潮而兴起的，可是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受外敌侵略八十余年后才有自觉的民族运动，主观上是“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19]。
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一些在后人看来很是奇怪的事情。1922年3月初，苏俄发生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苏维埃政府事件，起义的官兵们提出“自由贸易”、“开国会”和“无共产党之苏维埃”等要求。这本来是对苏维埃政府实行严厉的军事共产主义的自然反弹，却遭到苏维埃当局武力镇压。事后不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不反思这次事件，反而通过了今后要严厉镇压此类事件的无产阶级专政决议。这些自然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可是，向来关心国际问题并深受五四洗礼的瞿秋白，亲历苏俄、体验了苏维埃政权的实际生活，在《赤都心史》（1924）中生动叙述了苏俄见闻及其理解，例如在“宗教俄罗斯”章节中记录了东正教继续存在的盛况，但在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苏维埃政府事件上，却断然否定苏维埃政府的责任，认为是军人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之影响”的结果[20]。
还有，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苏俄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误会连连。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过程很快就显露出很多剧烈矛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许诺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并因此唤起很多渴望变革的青年的热望，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很快成为新的利益团体，并且得到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双重护卫，导致一些知识份子或者去国他乡，或者自杀身亡。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是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Вл. Маяковский），满怀热诚于新政权，并由此而成为激进的左翼诗人，但也写下了《臭虫》（Клоп）和《澡堂》（Баня）之类讽刺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喜剧、《官僚主义者》（Бюрократида）之类的诗篇，可是经常得不到当局认可，又被布尔什维克党支持的文艺团体所拒绝，在又一次失恋的刺激下，于1930年4月14日自杀身亡。此事件曾在国际文坛轰动一时，可是胡风却在《最近的世界文坛》第八则（1930）“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后”中评论说，“诗人自杀了以后，给与了各方面一个大的震动。当时苏俄政府曾疑心他有政治的嫌疑，搜查的结果，发见了遗书──自杀的原因是失恋”，以掩盖诗人之死的社会原因；接着又说，“最近发见了他未发表的题作《蒸汽浴场》的剧本（即《澡堂》），舞台在纪元二千三十年，锐利地讽刺苏俄的现状，但这也许是帝国主义新闻记者的谣言”[21]。
无独有偶，在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去世的问题上，中国人也是用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加以理解。1936年6月19日苏联《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刊载高尔基逝世的讣告。第二年底高尔基之死就开始成为苏联政治斗争中的重大事件被提及，如先是高尔基的医生接二连三被逮捕、判刑，继而说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授意所为；到1990年代以后又先后有新说，包括斯大林指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Л. Берия）周密部署让高尔基致死、斯大林指使高尔基的情人毒害等。既然连一个事实的说法也如此多变，那么和苏联关系密切的人士就应该注意苏联官方的说法。而中国知识界对高尔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如《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四号（1920年2月）的“世界新潮”栏中刊载了〈俄国文豪高尔基氏之通告书〉。可是，在高尔基去世五年后，茅盾却于《华商报》上撰文〈纪念高尔基〉（1941年6月18日），声称“高尔基是被托洛斯基派害死的。为甚么托洛斯基派要害死这位暮年多病的老头子？因为高尔基是被苏联人民所爱戴的，是全世界劳苦人民所拥护的，他宣扬赞美者，正直、博爱、勇敢、公正、为高尚理想而斗争的精神。”[22]茅盾是声名赫赫的作家，此说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还余音缭绕。而对高尔基的事实性误读远不止这些，如十月革命发生前后高尔基于《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上连续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呼吁不要为了党派利益而置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于不顾，劝说布尔什维克放弃暴力革命，这些言论遭列宁严厉批评并被查禁（直到1988年才开禁），《新生活报》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就被取缔了。而中国知识界也一直认为在这个事件上高尔基是有问题的，而事实真相直到二十世纪末《不合时宜的思想》被汉译后才有所揭示。
诸如此类，本来是苏俄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为，却演变成中国的信念，这类情形不胜枚举。而事实上当时国际社会就已经发现，二战前“苏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上的官派，它组织得极可赞美，报酬也颇为丰富”，同时，很多著名老作家、杰出学者（包括《资本论》的名译者）、基层领导者等，或坐牢、流放、失踪，或随时被警察监控，“劳动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们可以胡乱执行！那种国内身份证制度，剥夺了人民迁居的权利；为反对工人及甚至反对小孩的法律，简直痛苦得要人的命；连坐的法律极其残酷，……”，国际社会“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23]。对此，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是无暇深究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苏俄如何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及其意义问题，中国知识界缺乏清醒认识。我们知道，苏维埃政府根据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理念、经济运作模式等学说，推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等极端“理论”。经历军事共产主义教训后，列宁意识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性，便尝试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之：1921年列宁写下了著名文献〈十月革命四周年〉（"К четырёхлетней годовщин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该作称得上是苏俄要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理论纲领的重要文献。列宁在此列举了十月革命种种伟大意义后声称[24]：
我们三四年来学会了一些实行急剧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的方法，我们现在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新的转变，学习“新经济政策”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
而且，新经济政策实施给苏俄带来的经济政策变化，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作了很生动的描述，并且在该书第十节“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中还认真论及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决策问题[25]：
（俄国）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告诉我们许多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关系：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现在俄国还正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战事革命，工业毁坏太甚。内战继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于战事，一切原料及工业生产品都用在军事上。机器不够用，技师非常之少，技术程度又太低──战争时俄国技师死者甚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列若乏还着重的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时代盛行的民粹派（Narodniki）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六号（1921年3月）的“新思想和新文艺”栏目上有化鲁〈马克思主义的最近辩论〉一文，及时介绍了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进展，并特别引述罗素（Bertrand Russell）游俄归来后之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的重要思想，也提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决定一时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经济的原因自然是很关重要的，但是把一切非经济的原因一概不顾，只以经济的原因，断定一切的运命，而以为一无错误，这个我却有些不信哩。
有一种最显著的非经济的原因，而亦是社会主义者所最忽视的，那便是民族主义了……单看大战中，全世界的佣雇工人──除极少数的例外──都被民族主义的感情所支配着，把共产党的宝贵的格言“全世界劳动者，快快联合”已完全置诸脑后了。
马克思派断定所谓“人群”（Man's herd）只是阶级而已，人总是和阶级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联合的。这句话只含着一部分的真理。因为从人类长时期的历史看来，宗教乃是断定人类运命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的欲望在于经济的向上，这话不过比较的合理罢了。马克思的学说，渊源于十八世纪唯理的心理学派，和英国正统派经济学者同出一源，所以他以为“自私”（Self-enrichment）是人类政治行动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学已经从病的心理的浮面上探下去，为更进一层的证明。过去时代的文化的乐观主义，已给近代心理学者根本推翻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还是以这种思想为根据，所以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观，不免有残刻呆板之诮了。
此文还提及了考茨基（K. Kautsky）有关文章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马克思主义不合”，又另外论及英国司各特（J. W. Scott）新作《马克思的价值论》（Karl Marx on Value）和《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讨论俄国实践马克思关于工业国有化理论但效果欠佳之文，最后总结说：“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想、劳动阶级勃兴论、贫乏废灭论，现代学者大概都加以承认，只是他的价值法则、唯物的历史观、武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却还没有成为一定不易的理论呢。”
1922年8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勤工俭学的张闻天（时年22岁），翻译了英国《曼切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该报1959年改为《卫报》）所刊载的苏维埃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政府报告内容，并取名为《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该报告论述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根据、基本原则、意义，提出“苏俄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变迁中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尚未到来；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经衰败。他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元素混合的同时存在”，“指导苏维埃俄罗斯事业的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者”。这一重要翻译分别刊于1923年1月18、19、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上。
然而，这些文字基本上没有产生实际影响[26]，更没有让更多的人关注苏俄马克思主义变革的问题。究其因，与中国知识份子接受十月革命最早是由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有关：他们鉴于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克鲁泡特金（П. Кропоткине）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的胜利。无政府主义创办的《劳动》（上海）杂志第三号（1918年5月）刊文〈李宁之解剖，俄国革命之真相〉称，“法兰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
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才开始改变对苏俄态度，如《民国日报》1918年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李大钊才发表〈庶民的胜利〉。此后，苏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影响：1919年7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著文〈阶级竞争与互助〉，用“互助论”来补充阶级斗争学说，说“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瞿秋白称新文化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而不能成就”（〈新青年之新宣言〉）；邓中夏断言新文学是“惊醒人们有革命自觉的最有效用之工具”（〈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尽管陈独秀在〈虚无主义〉（1920）中否定虚无主义，呼吁“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27]，但仍然无暇分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差别。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尤其是1923年后，较来自日本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苏俄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显示出绝对优势。1931年，杨东莼在《本国文化史大纲》如实描述了这样的分化：“不到几时，《新青年》受了苏俄革命的影响，便断片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而李大钊竟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后来思想分野，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派，便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中国××党的指导人物；胡适一派，便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28]
可见，中国所理解和认同的是“暴力革命”的苏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少有人关注。此举结果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复杂化──一厢情愿地建构了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强调建设的列宁主义，而是接纳了把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等混合一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些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社会制造的最深刻影像之一[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