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面深化改革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重要领域实现突破，这需要“顶层设计”的整体规划，中国的改革开始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顶层设计”阶段，《决定》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构想，为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在经济领域，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需要重新划分，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是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同时，国内自贸区建设符合我国具有广阔沿边地区的实际，是推进体制改革尤其是对外开放改革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 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红利 公平分配 自贸区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学术前沿：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今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可以说是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与35年前相比较，我党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任务、形势以及我党自身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中汝：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四点。第一点，要充分地估计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伟大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曾多次强调，三中全会也指出，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新的历史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绝不是泛泛而谈的政治语言，就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第二点，我们要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历史进程。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三个“破”：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破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束缚。其次是“立”。“立”什么呢？就是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3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过去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以消耗资源、环境污染等为代价，现在走不下去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其他方面，如我国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全面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好。
第三点，改革开放35年来，纵向而言，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改善程度不一样；人们享受到了新增加的利益，但每个人、每个群体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发展到现在，就成为一种趋势、一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利益固化的现象。这个现象得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向前走。
第四点，我们现阶段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因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全面的任务，面临的问题也是全面的问题。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其重点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就此方面而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实际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而形成各个领域改革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学术前沿：您提到当前阶段的全面改革，具体而言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哪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王中汝：全面深化改革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改革，至少是六位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这六个领域都要讲。这六个领域里最重要的，首先是经济领域，其次是政治领域，再次是社会领域。
经济改革有三点需要注意。在讲之前，需要澄清一种观念。它认为既然社会问题这么多，以后就别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要以别的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出来后，就认为要把重点放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上，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现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过去不一样。过去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落实到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过的。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三个领域有所突破。
第一个有所突破的领域是市场体系的建设。关于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反垄断；另一个是反地方保护。三中全会没有使用这些概念，但是里面的含义很清楚。例如：公报提出公平竞争，有垄断存在是无法进行公平竞争的；提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生产要素就无法流动；提出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若市场里就三家企业，怎么自由选择、自由消费呢，这里就涉及市场体系的问题。不管是反垄断，还是反地方保护主义，最终要落到一点，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讲“基础性作用”，现在三中全会公报把它改为“决定性作用”。即在资源配置里没有别的比市场的作用更大，这是革命性的突破。
第二个有所突破是市场主体的建设，或者说是所有制经济结构的改革。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三中全会公报在强调国有制经济发展与活力的同时，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这是过去没有讲过的，公有和非公有经济达到一种平等的地位，十八大报告里提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强调了这一点。以后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可以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基础上竞争，充分发挥两种经济的活力。以后没有垄断保护，没有政府补贴，这既给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考验着公有制经济的掌舵人的智慧。
第三个有所突破是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十八大的提法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怎样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把市场放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上。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呢？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进行科学地宏观调控，把政府的角色转移到社会治理方面。这里面牵涉很多问题，一是政府职能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界限必须清楚，也就是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必须厘清。政府不能做、做不了的事情，要退出。二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而不是替代甚至取消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为了有助于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转。
学术前沿：为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
王中汝：“顶层设计”是一个整体规划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各个领域都有，而且很多问题不单涉及一个领域，比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只涉及经济领域垄断型国企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领域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反腐倡廉，社会领域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民生建设等。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相互关联，“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已经无法解决，这就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关系，需要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要抓住牛鼻子，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什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深化改革遇到的三个障碍：“思想观点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这三个障碍相互关联，其中的核心是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若打破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法继续向前走。所以，顶层设计就得抓利益问题的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三个问题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各个方面。第三，顶层设计要能够超越部门的利益。为突破行业利益、部门利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调查研究人民的首创。关于这个规律，邓小平当年倡导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曾经讲过。我们的顶层设计要立足于人民的精神创造，立足于地方的精神创造，充分发挥人民和地方的精神创造需要提供一个空间，这就涉及到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要放权，让老百姓和地方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地去创造，顶层设计只能建立在他们的创造基础之上。否则，顶层设计是不可靠的。
《决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了足够空间
学术前沿：人们对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充满期待，外媒在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也作出迅速反应，认为《决定》没有突出政治体制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公方彬：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召开前就倍受关注，因为普遍认为改革的重心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又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处于进行时，且长达35年，所以习以为常，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一个敏感而重大的改革领域，聚焦着“左”右之争，承载着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甚至表明着意识形态的走向。但公报披露后我们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在字面上的冲击力并未产生，以致于外媒也对此作出敏感反应。德国之声以“说好的改革呢？”为标题予以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表达更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是，公报中对政治改革只是一笔带过。”有的媒体甚至以“小修小补的改革”为题予以报道。我们该怎么看且如何理解《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表述？这是学习理解《决定》的一个重点。
未突出表述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两种内在动力而来：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了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必然会抑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次，党的先进性需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支撑，既然认定我们是最先进的政党，那么就必须创造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此赢得追随者。后者清楚地反映在《决定》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两大动力都非偶然的、暂时的、阶段性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更远大的目标和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已经怀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目标越高，条件标准也就越高，我们需要更加科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支持。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前进不能迟滞，更不能放弃。这早已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清楚一点，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还是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心理，政治体制改革都更适合多做少说，适合小步快跑。历史已经证明，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以波澜壮阔的形式推进，结果必将带来社会动荡，甚至可能造成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摧毁。即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是为实现中华民族跃升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学术前沿：如果是这样，那您认为《决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怎样的努力？
公方彬：综合性改革与相关改革都在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奠基。《决定》在涉及改革问题上有许多重要表述值得关注，比如，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及其内容与要求。
实际上，我们在关注上述表述的同时，真正需要体悟的还是那些未直接表明、但肯定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内含着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认定，二者结合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和走向；“明确事权”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包含着权力的分配和分割；“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制度设计的重点。再进一步认识，《决定》阐明的改革基本思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其中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可谓回味绵长。
学术前沿：您认为《决定》这样表述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前景有怎样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公方彬：关键是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了足够空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小修小补，而是全面建设一个没有参照的、科学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是旧有的政治体制，更不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而是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原创，至少是在总结自己经验基础上的大发展、大突破，否则也就不敢言中国能够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如此宏大的目标，实现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决定》表达了超常的决心和勇气，“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种改革，基本上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改革可以自下而上，因为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政治体制改革更带有根本性，只能自上而下，并且要有充分准备。从现实情况看，我们尚未完成必要准备，没有充分准备的改革不应过早具体化，否则必定会走向初衷的反面。所谓准备不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准备不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说得清楚也好理解，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不是说说就能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摸了35年的石头，“摸石头”只是实践积累不是理论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备，政治体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础。看一下西方的政治体制建构，实际上是由一些思想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如：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卢梭的“契约”理论以及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等等。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尚缺少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支持。另一个是中央的权威的树立尚需要时间。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这一点很重要。推动重大改革必涉及利益集团，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中央和领袖的足够的权威，很难把政治改革展开进而推行下去。人类历史证明，重大改革都是英雄主导的结果，我们需要加强中央权威、领袖权威，保证在具有更为强大的驾驭能力后啃硬骨头。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与其关注《决定》说了什么，不如关注是否留下足够空间。现在来看，空间已经留下，并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决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节点的设定很值得关注，虽然我们习惯于整数表达，但更确切的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判断与节奏步骤的把握。再者，明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摸石头进入“顶层设计”阶段，这恰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改革红利必将有利于更加公平地分配
学术前沿：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亮点？
蔡继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事实上，本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不同于以往历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这对于理解市场来说无疑是一次飞跃。
学术前沿：本次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界普遍预测，市场化改革或将进一步深入。您怎么看？
蔡继明：过去在讲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和政府关系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在一些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本次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在市场体制改革中，想要完全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就要退出不应该参与的领域。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为各市场行为主体、产权主体提供公平、平等的法治环境。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要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更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方面，市场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的。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当前，您认为该怎样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蔡继明：事实上，本次全会《决定》赋予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更为公平、平等的地位。回顾过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延续到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些新的提法，虽然还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进一步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不仅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就赋予了各种所有制主体同等地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而在发挥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控制力方面，也不再体现在数量上。实际上，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不是主体地位，当我们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时，强调的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集中体现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要起到支配作用。本次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本身也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过去强调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引导，同样也适应于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也为国有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国有经济应该朝着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也就是打破国有资本独家经营、一家独大的局面，利用社会混合资本对公有企业进行改造。这就一方面照顾了社会各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缺乏竞争的状况，把民间资本引入国有企业，有利于资源的优势互补。
另一方面，本次三中全会也规定了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要大大提高，从现在的税后10%提高到2020年的30%，这有利于把发展的成果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个人。事实上，相比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50%以上，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学术前沿：有人说，本次全会的最大赢家是国企。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蔡继明：纵观这次全会《决定》全篇，我们可以看出，国企并不是本次三中全会的最大受益者。《决定》赋予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平等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国家给予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平等的法律保护。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不能变成“闲不住的手”，更不能变为“掠夺的手”。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要重新划分，改变以往政企不分、领导互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才能避免对国企监管不力的状况出现。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那么，该怎样破除这一障碍？
蔡继明：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人们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户籍制度。城市户籍成为人们在实际收入和福利待遇上呈现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户籍差异所掩盖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根据2012年相关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2.6%，但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只占35%，剩下的17%是流动在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因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公布的城市化率。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驾马车”的发展，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肯定是扩大内需。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造成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改善，那么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部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之间、正式工人和派遣工之间收入的差距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农民工的低成本化、城镇化发展方式的低级运行已经不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您认为未来会赋予农民哪些财产权利？
蔡继明：农民的财产权利集中体现在土地上。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于农民来说，其住房和宅基地是其自身的主要财富来源。在农村，大概有17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相当于国家建设用地总量的一半，然而由于对土地转让、流动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些土地并不能为农民带来财富，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劳动收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指将土地作为资本、作为农民的财产来增加农民收入。现行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对农村土地的产权、权能施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出租、承包、流转、抵押、转让等。然而，我们都知道土地的商业价值远大于农业价值，但是现在农村的农业用地想要转变为商业用地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将农业用地首先征收为国有土地，然后才能进入市场流转，然而在征收过程中，给予农民的土地补偿却往往不足土地实际商业价值的1／10甚至1／100，这就剥夺了农民公平分享工业化、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策，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而让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公平地分享现代化成果。只有将土地完整的产权还给农民，才能从根本上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
对外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双重开放
学术前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国内改革的任务，与国内其他改革层面相比，您认为对外开放方面的改革体现了国家怎样的改革方向？
卢进勇：对外开放的提出，体现了国家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几个方向。首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要相结合。过去我们强调对外的开放，现在开始关注对内的开放，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新提法。其次，下一轮的对外开放，是全面、全方位的开放。整个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层面，都要进一步地推进对外开放。第三，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几个阶段，如1992年之前是一个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到2001年是一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是一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摸索发展里都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我们的国家在改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地方没有顾及到，关于未来的改革，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更高的阶段，所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就是用全面深化改革来带动发展。
学术前沿：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对此应如何理解？
卢进勇：我们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初期主要是把国外的一些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引进来。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了，资金也逐渐充裕了，此时，不仅是要从国外引入各方面要素，还要向国外输出我们富裕的要素。2012年，我们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二；对外投资的数量85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三。现在很多国家都把中国当成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欢迎我们去投资，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素要有进有出，要双向流动。只有流动起来，资源要素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体现，也只有通过流动交换，才能实现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是指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我们要着眼于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不仅要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市场，还要依赖于国外的市场，加速经济全球化，这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学术前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将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怎样的影响？
卢进勇：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原来强调“基础性”作用，现在强调“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却意义重大，这是对商品经济、市场作用认识的一次革命性升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过去资源配置的任务主要依靠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市场的作用挤压甚至代替了。这一次改革的方向是把配置资源的权力主要让位于市场，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尽量往后退；哪怕市场解决得稍微慢一点、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政府都要等一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起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少出手，尽量给市场更多的时间，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这对我国未来设计经济体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将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作用。同时，对整个对外开放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强调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让企业、个人发挥作用，把企业、个人甚至一些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外开放的动力和源泉就会非常充足，保持强劲势头。
学术前沿：对于三中全会提出的“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自贸区建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合作竞争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卢进勇：“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最近媒体界、理论界以及社会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对于改革开放来说，是下一步要如何具体操作、或者说具体解决什么任务的问题。
首先来说放宽外资准入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外资投入在世界上排第二、第三位，在发展中国家排第一位，这说明我们的市场一直是比较开放的，投资环境很好。但仍然有一些领域外资进入很有限，比如服务业，还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现在外资要求准入前公平待遇，过去我们是准入后公平待遇，现在外资要求，准入前、准入后待遇和内资企业的待遇要一样，要平等。这就是需要改革和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在上海设立了自贸区，过去大家理解的自贸区是在国与国之间搞合作。目前在国家内部进行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很多他国经验可以借鉴，如新加坡、德国等。我们通过国内自贸区建设，推进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对外开放方面的改革。自贸区试验成熟了，就加以推广；出问题了，就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所以，关注自贸区，更是关注下一轮对外开放将有哪些新举措、新政策出台。
我们国家沿边地区比沿海地区要大，从地域上来讲，我国东部是沿海，南部、北部、西部都是沿边地区，涉及到的面积很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或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沿边地区的开放，下一步要加快沿边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要求制定一些更加具体的举措，如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特区、经济走廊等来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这些涉及我国很多人口的地区，如果经济都发展起来了，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学术前沿：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些阻力，要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需从哪些方面努力，形成怎样的合力？
卢进勇：对外开放必然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不止是阻力，还有风险。阻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内，如人们的思想、企业发展困境、利益的调整，等等。但随着开放的深入，随着开放带来的利益调整，阻力会慢慢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后竞争和机遇增加了，同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也就增加了，这就要求在新一轮开放的过程中，还要有增强防范的能力，将改革和开放相结合。现在有一种提法：要用开放倒逼改革。在开放过程中发现问题，倒逼改革。中国现在需要用开放的力量、改革的力量，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力量组合起来，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将会迎来改革开放取得新成果的辉煌历史时刻！
【作者简介】
王中汝，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主要著作有《政治发展视野中的乡镇政权改革》、《经济、社会与国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的社会变迁》等。
公方彬，国防大学政工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军队政治建设。主要著作有《困惑与选择》、《政治作战初探》、《思想的原野》、《觉悟中国》等。
蔡继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等。主要著作有《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垄断足够价格论》等。
卢进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区域与产业发展规划、企业并购重组和企业竞争力理论。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合作》、《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产业技术知识产权战略》、《国际投资理论与政策》等。
On the Ke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ang Zhongru Gong Fangbin Cai Jiming Lu Jinyong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needs a breakthrough in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s well as other important areas. This requires overall planning on "top-level design", and then Chinese reform will shift away from the stage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toward the stage of "top-level design". The Decision puts forward specific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leaves enough room for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redefined and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eliminated, which is the main way of resolv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flicts. At the same time, domestic free trade zones conform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at it has vast border areas and ar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especially reform of China's opening-up.
Keywords: top-level design,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reform dividend, fair allocation, free 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