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3年中国政治学界有关中国政府与政治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国家转型与政治稳定、政策过程与决策模式、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三部门与中介组织、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稳定、廉政建设等方向和主题。上述领域和方向，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最集中也最庞杂的，相关研究数量占据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最大部分，但质量也最为参差不齐。
定量研究更为精细化
在众多的研究中，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一些对中国政治的实证性研究，借助科学的调查手段，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多定量分析，体现出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重视方法论和量化研究的新趋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关于中国“政治人”的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的1750位城镇居民的调查，从政治观念、政治知识、政治参与经验三个方面对当下中国的公民素质和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价值排序是德治优先于法治，实质优先于程序，协商优先于表决，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作者认为，由于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偏差，政治文化中伦理主义倾向严重，这一特点比较容易导致激情型的政治参与，但不容易形成持久的、稳健有序的参与，有可能妨碍我国的政治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联合进行的有关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研究，连续2年分别对30多个主要城市进行CATI民调，每年获得2万多个有效问卷样本。2013年先后推出了《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蓝皮书》和《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评价报告》，后者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共服务满意度蓝皮书”系列。研究发现，公众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没有明显相关性，而且相对于公众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政府自身的建设需要提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政治学界定量分析不断走向精细化、科学化。
研究转入更容易突破的领域
在对2013年上述有关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有一个基本把握的前提下，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研究特点和旨趣值得关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转向。
首先，主要研究兴趣从国家中心转向社会中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民生问题。纵观2013年的政治学研究，可以发现大量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社会结构、NGO与NPO、第三部门、治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福利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这典型地反映在《社会的兴起》一书中，作者提出，中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而出现的结构性变迁导致了社会的兴起，而社会兴起则一定会显示出与以往全能国家逻辑不一样的行为姿态，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将国家吞噬的社会剥离出来，为社会发展腾出空间，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先导性条件。这一研究重心的转向，表明学者们寄希望于社会结构的逐渐分化和演进来为国家转型开辟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研究理路。《民生视阈中的政府治理》一书指出，在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中，民主发展和民生改善表现出了某种不同步。但是，民生建设与民主发展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民生视阈中的政府治理应该是民主的，民主视阈中的政府治理应该惠及民生。
其次，对民主的关注逐步从代议民主转向参与民主、从竞争性民主转向协商性民主。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更多显示出对作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倾向，而较为倾向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网络民主、决策民主等，特别是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占据了有关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大多数。但这类研究大多是关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而没有从学理上区分政治协商、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等概念的重要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概念如何翻译也存在分歧，有不少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审议民主”，也有的学者已经注意把国际学术界的这一概念与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加以区分，把中国式的“协商民主”翻译为consultative democracy而不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最后，研究重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过程。与若干年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问题不同，近年来相关研究更多关注过程层面，如政策过程以及决策、执行、沟通等政治过程环节。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决策模式或政策过程是一种“共识型决策”。例如，《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认为，今天中国重大政策形成的参与结构和沟通机制都发生了新变化，这促使中国政府决策模式由过去的“个人决策”、“集体决策”转向一种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更高的“共识型”决策模式，主要体现为参与结构方面的“开门”特征和沟通机制方面的“磨合”特征。《论中国的“共识型”体制》一文则认为，“共识型”决策模式在中国得到广泛有效的运用，既保障了充分的决策参与，又控制了稳定的决策进程。这种共识形成方式优于一些西方国家仅限于国家机关内部的商谈机制，克服了“否决玩家”（veto player）体制的制约。
上述转向的共同点，就是绕开难点，寻找容易突破的问题或者比较稳当的领域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更为具体、微观和技术化，所获得的成果也值得肯定。但是，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其对政治制度、国家权力、政党等问题的研究，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取代的。在这些方面，我们还要加大研究力度，争取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