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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需要“自觉”和“对话”

【核心提示】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批评家们应该努力使自己保持最低限度的“重新创作”意识,在平等的心理机制上与批评对象形成“对话”的状态,从而保证文学批评活动的有效性。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文学批评家职业化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且职业化所带来的规训使得批评家们逐渐丧失对文学作品的个人意识。批评主体的沦落,是批评灵性的失落与批评德性的堕落。在此,基于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思考,笔者提出一点个人看法。

文学批评需要自觉。自觉,是一个事物走向独立与成熟的基本特性,在“专业主义”时代,文学批评尤为需要自觉。职业意识和专业主义可以保证文学批评在一定规范下,批量生产对各种文学作品的定制批评,但无疑会使文学批评本身完全迷失。自觉包括批评家面对社会规训和批评对象的个体意识,以及文学批评活动本身的自觉,两者二位一体。批评自觉,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实则不易。要保证文学批评的自觉,首先批评家应对作品持一种基本的怀疑主义态度,以便在进入作品话语体系的同时,保持必要的距离。同为保持距离,与客观主义态度不同,怀疑主义可以在不降低对作品热度的情况下,保障批评家对作品的批评姿态,拒绝冷漠而怀抱一种“同情的理解”,从而真正做到不被批评对象所对象化,这也是批评自觉的前提。再者,批评家除了注意作品本身的文本陷阱,也要注意批评工具的内化,以避免被批评工具所工具化。专业主义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很多专业化的理论工具,同时也为文学批评确立了自己的学术批评范式。超越理论工具,不少人能够做到,但与批评范式达到相当程度的“和解”,而不是深陷其中被死死规定,从而释放批评家自身的个人意识,却是件难事(要求对现有范式的完全突破,显然不现实)。然而,批评家也不必成为批评工具的主宰,不必对理论与范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役使姿态,而是应该将它们看成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并化为批评家自身的生命需要,如此,批评家自然能够给予文学作品以最充分的理解,文学批评自然有灵性。

一个自觉的批评家才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没有批评的自觉,文学批评将永远在别处。需要注意的是,批评“个性”的形成原本应该表明批评自觉的到来,然而,当下中国的批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社会浮躁的产物,与自觉无关。

文学批评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本质上,无论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还是批评与作品之间,都是一种对话关系,既是对话,就必须实现二者之间的平等对接,也就是说,批评家在面对文学作品时,其姿态无论是自我抬高还是自我贬低,都不会是有效的批评。如果自我抬高,那么在批评家高傲的眼光里,文学作品的闪光之处很容易被遮蔽,批评往往流于有失公允的批判;如果自我贬低,那么对于批评家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是廉价的评价结果,一切是如此“完美”,批评从此变成毫无价值的颂扬,从而失之庸俗。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应该站在作品的原点上,而无论批评家在价值取向上对这原点是否认同。现在的文学批评能做到这点的其实并不多,不少批评家往往会给作品想象出一些特点与意义,而这些特点和意义都与批评对象没有关系。这并不属于批评家“自我重新创作”的范畴,而是批评没有建立在批评对象基础上。它直接导致文学批评失去了批评的支点,当然同样最终会导致无效的文学批评。

因此,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批评家们应该努力使自己保持最低限度的“重新创作”意识,在平等的心理机制上与批评对象形成“对话”的状态,从而保证文学批评活动的有效性。

需要“自觉”,是因为专业主义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使得文学批评陷入了被批评对象所对象化、被批评工具所工具化的状态。提倡批评自觉,是希望能唤起批评的个体意识和主体自觉;而建立文学批评的“对话”机制,是因为大量的批评与文本脱节,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效的批评,对话的提倡是想让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实现良性对接。前者要求批评家必须真诚,批评不虚假;后者则是希望在“诚”的基础上,使得文学批评有效,更具“真”的品质。

[责任编辑:赵斯昕]
标签: 文学批评   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