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混合经济更具效率的融合模式
我们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经济体制还有很多没有改到位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艰苦卓绝地努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虽然我国已经经过了三十五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但好改的过去都已经改了，而当前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需要啃硬骨头和涉险滩的勇气，也需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单一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问题，还应致力于解决好民主法制、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以及党的领导等经济发展外部性的体制机制问题。
第二方面，过去改革后所产生的体制垃圾越来越多，需要清理。清除的体制垃圾有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垄断、房地产泡沫、物流成本过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食品药品安全等。我国需要破除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固化、认识水平和习惯思想观念固化的阻碍；克服无效市场和无效政府。这些体制垃圾不清除，也很难讲要提高国民经济系统的效率。
改革目标模式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二是资源配置方式。当前的方向是更多地激发民间力量发展经济，并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节资源配置。
一方面改革是要实现混合经济的所有制融合模式，既要保护公产，也要保护私产，建立国有、私营、外资包容开放和公平竞争的体制平台。一是门槛和退出平等，国有、私营、外资，地位与待遇相同；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在合法经营前提下公平竞争、充分竞争。创造产权保护特别是私产保护，提高民营经济的地位，更有利于更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大发展，必然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系统的效率。
另一方面改革是要实现混合经济的资源配置融合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运转良好，政府无为而治；政府发挥作用是当且仅当市场失灵时，重在修复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通过创造更有效政府；通过资源、资产、商品、人民币由市场定价，包括垄断的和完全竞争的市场都可应由市场来确立定价标准，同时发挥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要素向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创造更有效市场。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也必然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效率。
还必须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现实，通过改革实现赶超发展。我国是转轨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需要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同时也需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阶段，赶超发达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用转轨促发展，以改革谋赶超，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需要：一是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稳定社会环境及坚强的党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二是长期保持中国人民勤劳、节俭、智慧的优秀传统和品质，不断激发广大人民劳动积极性和创新热情；三是改变出价条件，开启民智、全民创造，促进科技创新、激发资本活力、谋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为此，我们需要保持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格局、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成长体制、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合理调配社保以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把改革、创新、托底纳入政府职能。政府要更开明，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将机会和利益更多让渡给市场。
二、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中心句应该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这已为我国三十五年成功实践所证明。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也就每年3％的经济增长，而且相当稳定，人口增长不到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约是2个百分点。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在控制生育前提下平均经济增长9．8％。世界上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最长也是25年，我国已经35年。
从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而同期经济增长也进入“7”的中高速时代。有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或已进入危机潜发期。但有研究表明，我国过去经济增长96％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4％来自简单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减少还不至于引发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降。这也说明了，在我国未来劳动力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只要改善效率，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从增长空间看，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不是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上，而是表现在整个经济系统运行效率上。有研究表明，我国过去30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增长约为4％，这个速度是不低的（美国只有1％多），但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约40％（美国70％），就低很多了。与劳动生产率相比，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只有美国的1／11，日本的1／12。我国劳动生产率改进还有很大空间，差距就是潜力。
但可能性不等于可实现，我国依靠简单的劳动、土地、资源、资金等要素投入式增长已走到尽头，必须依靠各要素升值及要素组合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义。而当一个经济系统不能依靠自身提高效率或效率还在下降时，就必须通过改善其外部性条件，纠正其效率机制。改革就是要改善国民经济系统的体制机制等外部性，从而促使其向效率更高方向发展。
有研究认为，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制度调整、资源再配置和技术赶超的效率将自然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会逐渐下降。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0％—20％，增长潜力远远没有到头。未来只要维持TFP3％（过往是4％）增长率，就可达到7％—8％经济增长。
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增长并没有一个理论阀值。因为人的需求愿望是无穷的，人的创造潜力也是无穷的。以无穷供给满足无穷需求，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一般人一生只发挥自身潜能不到5％；同样，一个经济体，如果改善其效率，其潜能发挥应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拥有巨大能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经济环境一直未见好转。我国同期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明显下降，低于2％。我国由投入型经济向效率型经济转变的所谓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明显放缓。其主要原因是同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也有放缓，经济矛盾越积越多。过去经济高增长所依赖的加入WTO红利、房地产红利、大政府投资红利、大货币投放红利等逐渐消退，而去杠杆、去产能、保护资源环境、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能担纲的新的高速经济增长积极因素未能培育出来。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有重启改革，只有重启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发挥系统性、总体性、协调性优势，释放体制机制红利，再度激发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重新焕发国民经济系统效率，维系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