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党的理论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研究孔子、柏拉图的思想是学问，研究党的理论同样也是学问，而且是大学问。”12月16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表示。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间还没有很好地融通转化，要把兴趣点、关注点聚焦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上来。围绕当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深化研究的路径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
成果不少 深度不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其体现形式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年来，学术界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同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理性不够、科学性不够、具体性不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韩庆祥认为，一方面，当前存在学理研究远离政治以及政治隔离学理的倾向。有的学者认为，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政治宣传，不是学问，更不是学术，有些报刊往往因为一些政论性研究文章太学术化而不愿刊登。另一方面，部分专家学者没有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与实践、现实、人民群众缺乏接触，不了解时代和我国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其研究自然不接地气，显得单薄、空泛，满足不了党和国家的理论需要，达不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表示，现阶段确实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问题，表现在或把二者区隔甚至相互排斥开来，或弱化甚至淡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具体学科的指导作用，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漠不关心，一味做所谓的“纯学术”。
“同时，还存在孤立地、片面地而非继承与发展地、系统地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问题；有的研究仅仅是搞文字‘组合’，不注重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基本内涵与精神实质；有的则卖弄生硬的概念与词汇，使理论晦涩难懂，似是而非。”宋月红说。
“当前，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论文或著作数量很多，但多数是低水平重复，研究缺乏深度。”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认为，这些成果或是对领导人关于某一问题论述的内容汇编，或是用领导人的话语或中央文件的语言去阐释领导人的思想观点，甚至是将领导人论述某个重要问题的观点摘出，然后用指出、认为、强调之类的词汇联结起来便构成文章。
“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人云亦云，不见学术史的回顾，缺少独立见解，没有问题意识。”罗平汉告诉记者，这些问题不解决，很难产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会严重影响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向前推进。
防止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被低水平研究遮蔽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其认识的误区，会让错误思潮有可乘之机，迷惑人心；会让我们自己有价值的理论被束之高阁、得不到认同，发挥不了作用。”韩庆祥认为，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之类思潮出现的原因之一。
“上述问题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是，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离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体验越来越远，其时代性和鲜活性被遮蔽。”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叶险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文社科工作者的研究而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体验相连接的，如果这一连接断裂或出现严重问题，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不仅如此，党的理论创新基础也会被极大削弱。
宋月红将其危害性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变化，会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严重影响和制约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不利于学术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理论导向，难以发挥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阵地建设，不利于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理论脱离实际，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内容空洞、形式呆板、话语僵化，严重削弱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失去应有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引导力的危险。最后，不能正确处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特别是颠倒二者的关系，有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被“扭曲走样”，甚至被“渗透”的危险。
“当前，之所以存在不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当作学问，只是将其当作政治宣传、政治口号、政治标签的错误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文社科工作者的‘中国问题意识’普遍欠缺；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在人文社科工作者中缺失。”叶险明认为，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发展观等，其主旨就是要科学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如果不从科学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来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学术研究中就会出现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基本精神相悖的种种现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缺失也会使学术研究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基本精神渐行渐远。
拿出更多具体措施深化研究
对于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界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韩庆祥认为，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让学术界深刻认识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的价值，激发学者的研究动力和热情。同时，要让学者多参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讨论，促进专家学者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认同。
韩庆祥提出，第一，应当增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在相关课题基金项目设置中的比例。第二，适当调整现行学术评价标准，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纳入考核评价范畴。这方面，除了公开发表的论文，一些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应被纳入考核评价范畴。第三，有意识地扶持一批把学术研究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结合得很好的专家学者，加强学术团队建设。第四，研究理论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规律，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理论生产、传播和消费通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学问。不应该是搞不成其他专业的学者，才去从事创新理论研究，而应是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特别有成绩、特别有创见的学者才有资格从事这一研究。”复旦大学教授陈学明认为，党的创新理论不单是一种知识，还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党的创新理论需要其他理论知识作为支撑、提供视野，而其他理论知识更需要党的创新理论为其注入活力和生命，应当把各领域、各学科中最优秀的学者吸引到这一研究中来。
“还要原原本本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文献，掌握其基本内涵与精神实质，要把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发展，有机融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中来，要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和国情调研，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宋月红认为，要增强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的针对性，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回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