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12月，《柏林月刊》发表了康德的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两个多世纪以来，该文吸引了无数哲学家，福柯便是其中一位。他将它视为“哲学谜语”，并作为自己的“徽章”或“护符”。1983年1月5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上，对康德这个文本作了专门而深入的阐述，后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两篇同名文章《什么是启蒙？》（1984年），分别载于法国《文学杂志》和拉比诺编的《福柯读本》。
启蒙文本，汗牛充栋。但在福柯眼中，唯有康德的文本别具一格。这不是因为该文本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反思，也不是因为它同基督教启蒙和犹太教启蒙之间的公共领域内部发生了交汇。纵观康德关于历史分析的众多文本，开端问题、完成问题、目的性问题与目的论问题始终贯穿其中。但在这篇启蒙短论中，却没有提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福柯认为，该文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哲学沉思领域的一个新问题，即“这个我们都置身其中、作为我写作场合与瞬间的‘现在’是什么？”哲学家康德与自身的“现代”密切结合，以反思自身的“现在”。福柯置身的“现在”便是所谓“后现代”，他引出启蒙问题的方式也与以往哲学思想完全不同：“它既非某人从属的某一世界时代，亦非可以从中体察各种标志的事件，也不是某种成就的开端。康德用一种几乎完全否定性的方式来界定启蒙……他所寻求的是某种差异：今天与昨天相比，引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福柯表示，启蒙既是开启欧洲现代性的特殊事件，又是表现在理性上的持久过程，因此他拒绝站在非敌即友的立场来回应启蒙问题。他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它是自18世纪以来就载入我们思想的哲学问题。让我们虔诚地希望某些东西保持启蒙遗产的活力与完整。这种虔诚完全触及最令人感动的不忠。重要的不是保护启蒙的遗留部分；而是这种事件及其意义的问题本身（世界思想的历史性问题），作为应该被思考的东西，必须在精神上得到保护和保存。”
由此可见，福柯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始自康德的启蒙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今天所是、所思、所言、所为，并为现代性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奠定了理论基础。启蒙事件发展至今，其思想遗产经历了漫长的理性化过程的层层积淀。启蒙遗产逐渐成了禁锢，逐渐丧失了使人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终极价值取向。福柯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启蒙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福柯不断重提康德的启蒙文本，强调要将它与康德的三大《批判》联系起来解读。虽然这种联系是隐蔽暗含的，但是通过书本、神修导师、医生的例子，我们发现，启蒙分析与批判事业如齿轮般死死咬合。
康德将启蒙描述为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和理性。福柯肯定的正是康德启蒙思想中这种特定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强调，重要的不是将康德文本中的“现代性”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将其与“前现代”或“后现代”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回溯“现代性态度”与“反现代性态度”的战争，勾勒出现代性系谱，由此揭示出启蒙事件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规定了我们现在之所是、所思、所言、所为，进而建立人与自身、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启蒙或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态度，犹如永不消失的“电波”，决定欧洲人的存在状态与历史命运，所有欧洲人都因此而共命运。福柯说：“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无疑，它有点像是希腊人所说的精神气质（ethos）。”我们也可称之为“态度—界限”，而康德的启蒙批判正是由界限分析与界限反思生成。
福柯极为推崇康德的“态度”，但福柯的“态度”与康德的“态度”不尽相同。康德意在以否定方式为知识划界，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越界”的知识是不合法的；而福柯将以必然界限形式展开的理论批判转化为以可能逾越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福柯非常同意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观点，“作为现代人的人不是去发掘自己，发掘自身的秘密和隐藏着的真实，而是要去努力创造自己。这种现代性并不是要‘在人本身的存在之中解放他自己’，而是迫使其面对塑造他自己的任务。”
如果说康德的批判是先验的，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那么，福柯的批判是考古学的和系谱学的，他致力于通过探讨那些述说我们所是、所思、所言、所为的论说实例的“档案材料”，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未来。
有评论者喜欢给福柯贴上反理性主义者的标签，甚至批评他过分抬高非理性的地位，这其实是对福柯的误读。福柯一再表示，他的研究不是用多样性具体事实来对抗整体性抽象理论，也完全不是通过贬低思辨来反对科学主义形式大厦。他要反对的，是那种固化的、制度化的理性，而对于启蒙中的那种“现代性态度”，那种对我们自身所处时代所持的永恒批判“态度”，他极为赞赏，并且声称必须予以激活、激活、再激活。因为成熟而令人满意的欧洲尚未诞生，启蒙事业尚未成功，启蒙分析必将如同批判事业那样沿着人类哲学与思想运动的道路产生、延续和重现。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