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汉森运用其发现的估计方法，与其他人合作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重大作用。汉森一改过去期望效用函数的设立方式，引入具有消费习惯的代表性家庭，揭示了资产价格波动传导到宏观经济波动的路径。这些研究无疑给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带来了重要影响。
1929年大危机爆发时，费雪近乎疯狂地偏执于唱多，结果不仅使他损失了一生积累的财富，那场大危机也几乎毁了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居然几乎束手无策。在1929年大危机后的50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了揭开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之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是哈里·马科维茨发现，风险和收益总是匹配的，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低风险伴随着低收益；通过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化解非系统性风险。而后威廉·夏普等人构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首次创立了一个系统的关于金融市场价格决定的理论。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则进一步引入不确定性，将夏普等人的模型扩展到期权领域，建立期权定价模型。由此，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有了明确的价格理论，这足以弥补早年费雪的遗憾。同时，金融市场上的另一个主角——公司，其金融活动的面纱也开始被揭开。默顿·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合作，认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所有者权益和债务对总资产的分割）无关。MM定理奠定了公司金融的新古典理论范式，为此后公司金融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些学者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人们并未因此而理解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
1929年大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陆续发生了若干次危机，但都没有像前者那样，给家庭带来普遍而严重的财富毁灭。市场似乎变得有效。“有效市场假说”应运而生。然而，现实的市场和夏普等人的理论假定相去甚远，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其中以尤金·法玛最具代表性。罗伯特·席勒试图战胜“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真的没有那么有效。拉尔斯·彼得·汉森试图维护“有效市场假说”，但发现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会传导到宏观经济系统，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服自己。他们都在理解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这三位学者，就是对他们理论上杰出贡献的肯定。
法玛：坚信“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假说”并非法玛原创，如萨缪尔森在1965年时就已经给出初步论证，而法玛在1965年仅从经验层面上讨论了“随机游走”这个老问题。但他在1970年发表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经验研究评述》一文中，首次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逻辑和经验研究的可行路径给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法玛提出有效市场的三个层面：强有效、半强有效和弱有效。这相当于在维护有效市场理论内核的同时，大大地拓展了这一理论的保护带。法玛使有效市场理论逐步发展成为金融学的主导思想，直到席勒等人研究成果的发表。
按照夏普等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产价格仅取决于风险溢价。但法玛和弗兰奇合作的研究发现，规模和价值对个股价格有重要影响，公司规模较小、市账比比较小的公司，其股票回报率较高。他们据此提出著名的“三因素”模型，将个股价格走势看作风险因素、规模因素和价值因素共同决定的产物。这个模型丰富了资产定价理论。
法玛秉承科斯的契约传统，将企业看作一个契约集合，又突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风险承担的不对称。大型公司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分散风险，而管理者不能，这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管理者只能通过获得控制权和相应的信息租，实现其风险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和控制的分离是有效的。二是坚持“有效市场假说”。他认为，当管理者出现委托代理问题时，并不需要担心其会损害公司效率，因为管理者面临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的约束，即只要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有效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分离就不会损害公司效率。外部市场约束的引入，是法玛对公司治理乃至整个企业理论的一大贡献。
法玛还研究了不同通货的价格机制以及其他宏观问题，但这些研究的影响远小于上述三个方面。
席勒：证伪“有效市场假说”
席勒因成功预言纳斯达克泡沫以及《非理性繁荣》一书的流行，在获得诺奖之前已经称得上社会名人。席勒最开始也相信“有效市场假说”，他最早的研究也是基于理性预期模型而展开的。但在对股票市场价格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尤其是受其夫人的心理学专业影响，他逐步摈弃了“有效市场假说”，转而探讨影响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情绪面。席勒首先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证伪，发现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太大，很难通过如预期股利支付等基本面因素加以解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涉及时尚、思潮等非基本面的社会流行因素。实际上，席勒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情绪和股票价格之间的某种关系，使得“市场有效”不过是偶然的现象，“无效”或“低效”才是常态。
作为行为金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席勒的研究一反当时主流经济学对有效市场的笃信，转而强调市场的非有效面，这不仅大大推动了金融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还让普罗大众能够正确地认识金融市场的本质。
席勒显然不太主张个体投资者过多地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缘于其容易受情绪左右的有限理性。他认为，个体投资者要试图对抗金融风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购买保险。在席勒看来，任何具有波动特征的收益流都会存在风险，但可以设计出一款金融产品来对冲这种波动风险，并由更为理性的机构来完成。
在《市场波动》、《宏观市场》以及《金融新秩序》三本著作中，席勒设计了一个金融改变生活的蓝图。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构成三个主要参与主体：家庭通过金融机构购买避险产品，如房产价格保险、个人收入保险等，以化解自身收益波动的风险；金融机构则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做空房产价格指数、个人收入指数等来避险；而政府则推动和监管房产价格、个人收入等指数产品和市场。席勒认为，一旦金融产品能够涵盖人类生活的全部，金融市场的信息才会变得越来越透明，金融市场的波动才会真正得以有效控制，而金融才真正得以给人类创造福利。
汉森：为后来者提供新工具
与法玛、席勒不同，汉森似乎对现实世界不太感兴趣。汉森试图研究在处理金融市场的大数据时，如何能够摆脱数据特征分布的约束，以更好地发现数据当中所隐藏的信息。为此，汉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广义矩法。这种方法不再依赖数据特征分布的严格假定，使得研究者得以随心所欲地从大数据中推断各种有趣的结论。1982年，汉森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广义矩估计方法的大样本性质》。这篇论文将汉森推到学术的顶峰，其后进行大样本数据研究的学者，开始广泛地采用这种估计方法，其中包括法玛和席勒。因此，汉森的最大贡献，可以看作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新工具。
汉森运用其发现的估计方法，与其他人合作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重大作用。汉森一改过去期望效用函数的设立方式，引入具有消费习惯的代表性家庭，揭示了资产价格波动传导到宏观经济波动的路径。这些研究无疑给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带来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