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更多的要考虑权益的问题，这种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就业的权益，一个是退休的权益。将来的方案一定是一个综合平衡的方案，使大家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渐进式”的内涵是什么？“渐进式”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市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调节作用？《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是否能够保证平稳过渡？
张丽宾：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社会领域改革的要求是保住底线，为整个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保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一定也会遵循“守住底线”的原则，即指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特别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具体的延迟退休的方案一定是以平稳过渡为前提，政府不会武断出台老百姓不答应、对社会和谐不利、不利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延迟退休的具体实施方案还在研究当中。而延迟退休年龄不针对任何群体。延迟退休更多的要考虑权益的问题，这种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就业的权益，一个是退休的权益。将来的方案一定是一个综合平衡的方案，使大家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中国科学报》：延迟退休年龄如何避免一刀切，如何保证公平？
张丽宾：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规定了法定退休年龄，当时也是出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考虑。但是现在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就业转向了市场化，不再是由国家安排就业、退休等等事宜。
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不规定法定退休年龄，只规定劳动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就是说退休的年龄和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年龄是分开的。而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时，套用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目前的改革，正是要完善这种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不分的制度，应该把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起来考虑。
社会保险有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长，享受的水平就高，反之亦然。而退休年龄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生理条件，现在平均寿命的延长，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使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依然有劳动能力及劳动愿望；另一方面，退休制度也需要一定的空间，比如一些人在工作年限中存在透支，在强制退休年龄的后期可能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我们在将来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会通盘考虑这些情况，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要统筹结合，一起来设计，要结合劳动者工作年限中对企业、社会和养老保险制度作出的贡献，结合劳动者自身的就业意愿和能力，结合企业的需要，多方面都要满足，设计一个弹性的退休制度。
改革的核心原则是公平效率原则，保障权益原则和市场原则，达到让企业满意，老百姓满意，养老保险也能够可持续发展，劳动力市场供给也更合理的目标。
《中国科学报》：延迟退休年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延迟退休会影响年轻人就业。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张丽宾：延迟退休和年轻人就业不是简单的直线替代关系，也与就业结构等因素相关。在有些领域，年龄大的劳动者的经验是很宝贵的，用人单位应该重视大龄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还主要是低端粗放的增长，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很大。改变这种结构需要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作为支撑。
在很多机关事业单位，由于编制的数量是一定的，可能会造成年长者占用岗位编制的现象，而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单位还会聘用一些编制外的员工，这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上来讲不能说是一种绝对的替代，局部待遇方面的差异是由制度造成的，而从就业角度来讲，他们之间的就业岗位不是替代关系，某种情况下还会是互补的关系。
《中国科学报》：面对延迟退休年龄一事，赞成者认为这样可延长职业生命；反对者希望能按时退休享受晚年生活。从媒体的民意调查来看，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延迟退休如何取得公众的理解？
张丽宾：对延迟退休的抵触情绪大多来自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下岗分流政策所影响到的群体，推迟退休年龄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侵害。
他们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被下岗分流，失去了工作，其特点是“年龄大、技能低”，下岗分流之后，他们的基本收入是很低的。还有一部分集体经济从业人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没有享受到国有单位的福利待遇。这部分人在社会转型后适应不了市场，已经承担了很大的代价。而领取退休金之后他们的收入会比之前还要高。推迟领退休金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上大龄的社会弱势群体对延迟退休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的原因。
但实际上的影响没有人们所臆想的那么大，按照现在渐进式的方案，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劳动者的这种担心也提醒决策者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情形，不能“一刀切”，应该把是否退休的权利交给劳动者本人。
在延迟退休取得公众的理解方面，我认为政策宣传应该把制度真正可能影响到的群体的利益考虑进去，让这部分人知道他们的权益一定是会得到保障的，以此来寻求社会的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