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在社会中生存和交往，处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对于人来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砥砺，而自我批评则是人的自我超越。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矛盾得以揭露和解决的方式，是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不断优化的机制。社会生活不能没有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无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生活是否正常和富有活力的重要标志。保持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进步的长效机制。
社会生活：人与人的相互作用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人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才能生存，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前提。生产和交往的实践是人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每个人都是实践的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人为实践客体，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同样作为主体的他人实践的对象。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处于彼此相互作用之中。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应当以不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为条件。因此，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实际上是有多种限制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契约”，包括法律、道德以及各种规则甚至整个文化，都以不同方式规范即制约着人实践的自由。对于人的实践的制约不仅来自实践外部，而且在于实践本身。现实的人的实践是有目的的，为实现目的又要有一定的手段，包括运用手段达到目的的方法。这种目的与手段、方法是否适当？运用这种手段、方法能否达到目的？这种实践有怎样的结果或后果？对自己、他人乃至社会的影响如何？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关注的。
受到他人实践作用的人，有权利就这种实践对自己乃至社会造成的影响予以评价，特别是对不良的负面作用加以批评。从哲学上讲，这就是对人的实践的批判。考虑到自身的行为、行动对他人乃至社会的影响，负责任的实践者会自觉地反思自己实践的问题，寻求改进的方法。这就是自我批评，从哲学上讲即对自己实践的自我批判。完整的彻底的实践批判，是外在的与内在的实践批判的统一，是借助于外在批判而实现的自我批判。
在社会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一方面，就特定的批评对象而言，对被批评者的批评与被批评者的自我批评，两者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在正常情况下，他人的批评会引起、促使自我反思即自我批评，通过实践的改进而导致问题的解决或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二重性，既是批评者，又是被批评者。作为批评者与自我批评者的角色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转换。事实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存在。参与社会生活，就意味着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只在于，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积极的，还是扭曲的消极的。在当代中国，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社会作用需要更为自觉的认识。
人与人相互砥砺与自我超越
社会以人为主体。在社会共同体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从根本上说是平等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1页）人与人的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社会是一种公共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批评别人的权利，同时也要准备听取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与不足，进而都有自我批评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负有社会的责任，应该负责任地批评别人，同时也负责任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与人的相互砥砺和人对自我的超越。
平常我们所说的批评是批评别人。批评的实质在于指出别人的缺点或不足。如果这种批评是实事求是的，能够使被批评者认识到自己问题所在，那么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者是被批评的人。相对来说，真诚的批评者是情感与理性的付出者、奉献者。被批评者只要通情达理，就会由衷地感激批评者。每个人都有缺点，因而是不完善的。如果我们愿意使自己更接近于完善，那么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克服自己的缺点。而要能够克服缺点，首先就要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有意识地通过自我批评、自我改进达到自我完善，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人们常常自以为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能够从别人的批评中发现自己的缺点，对于改正缺点、完善自己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复杂而又“有常”的社会生活，使人们早就意识到批评对于行为改进和完善的意义。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因为他知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闻过则喜，这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道；而闻过必文，则是与此相反的小人之道。孔子说：“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文过饰非，不仅不能认识缺点、克服缺点，反而会造成新的过错。“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过而能改，一减一等于零；过而不改，一加一等于二。可见，能否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关系到是使过错归零还是翻番，这个账不可不算清楚。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与亲情、爱情能够三足鼎立的是友情。没有谁会否认朋友对于生活与事业的意义。朋友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劝善规过，即古人所说的“朋友有劝善规过之谊”。“劝善规过乃益友。”这样的益友是一种诤友。孔子说：“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孝经·谏诤》）诤字从言从争，即以言争之，直言是非。所谓“诤友”是敢于当面指出朋友的缺点和错误，为其发热的头脑降温的人。这样的诤友是真正的朋友，这样的批评是真正的帮助。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批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砥砺，是通过思想交锋，分清是非，改过向善。由批评引起的自我批评，如果确实发自内心，带来明显的进步，无疑是人的自我超越。以理性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为契机，敞开自己的胸怀，从善如流，是情感和思想上的升华。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是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虚心之所以使人进步，就是因为能够接受批评、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把事情做得更好。具体的批评意见即使不一定都正确或可行，也不应拒绝，而应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社会矛盾揭露和解决的方式
由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1956年底，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64页）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推广到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人民内部，是揭露和解决社会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
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共产党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如果党内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11、306页）。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特别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0页）“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的“批评”，是包括自我批评在内的。因而这个公式实际上是“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有利于解决矛盾而不是增加矛盾。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的批判的本性规定的。革命即意味着批判，批判不仅包括对象批判，而且包括自我批判。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74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永不骄傲自满、勇于自我批评的阶级和政党，才能永远得到人民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能否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衡量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尺度。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67页）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郑重地对待自己，就不可能郑重地对待别人，也就不可能得到别人郑重的对待。这当然是关涉其政治生命的大事。
在社会生活中，包括在网络和媒体中，各种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机制，它的作用在于揭露和解决社会矛盾。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消极的态度是回避、掩盖或放任矛盾，积极的态度是正视、揭露和解决矛盾。矛盾不断发生而又不断解决，推动着人和社会向前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促进人和社会把缺点变为优点，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优化机制。它使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活动受到评判、选择和改善，因而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从“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可以推导出另一个公式：“团结—批评—进步”。所以，我们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生命需要新陈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