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26日下午，外交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代表中国政府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28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谈话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感情的肆意伤害，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狂妄挑战。
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已经沉渣泛起，肆意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看清日本右翼势力背后的思想溯源、历史背景与现实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预案，做好应对准备。
首先，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指引下日本军国主义在新时期的复活。军国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其思想渊源为古代的日本武士道精神。20世纪初，尽管科技日渐发达，日本统治者仍旧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也是极力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2013年5月中旬，安倍对美国《外交》杂志表示，靖国神社类似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故前往参拜也无妨。对此，《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安倍的言论完全是自欺欺人，靖国神社与阿灵顿公墓的性质根本不同。靖国神社不是墓地而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宣扬“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安倍等屡次表达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事实表明，他们的诉求，根本不是从“战败国家”到“普通国家”的正常诉求。安倍政府的种种“不正常”表现，是对军国主义复活别有用心的怂恿，极大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治的“不正常”趋势。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上宣扬侵略战争“正义论”，对外多次疯狂扩张，踏上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同时也将日本民族引向灾难。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指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第107条指出，“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所以，在此约束下的日本战后一直以战败国的身份跻身国际社会。尽管如此，日本却始终未对其历史罪行进行实质性反思，也并未如同德国那样向全世界进行彻底的忏悔。
目前的日本政界对外政策的右倾化和冒险性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其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甚至使战犯岸信介等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这在战后的德国是不敢想象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中日不再战”，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战争的责任问题，抹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把战争责任分摊给中日两国。
再次，日本右翼势力的活跃还与日本国民的现实挫败感紧密相连。在东亚地区秩序中，1945年前日本一直是主导东亚地区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因素。由于在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间，包括20世纪的后20年，日本一直领先中国，现在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迅速崛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心态上无法接受。日本经济多年来一直低迷，国家债务沉重，社会就业欠佳。1990年至今，日本先后产生了16位首相，堪称一年一相，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政治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探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社会面对政治转型和经济低迷的困惑期表现出来的政策、舆论和民意的摇摆不定。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政治家们的误导下会走入歧途。二战以前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军国主义势力的蛊惑、欺骗之下，善良的人民却把政权交给了军国主义分子，任由他们对内搞专制暴政，对外侵略扩张，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因此，不要用正常思维看日本右翼势力，要让美国和世界认识日本右翼势力的极端非理性特点，要做最坏准备，特别是做好战略预案，预防其突然行动，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必须耐心对待日本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演变，低潮时期并非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同时对待中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和“民粹”化，正视日本侵华历史和日本右翼的冒险性，但是不可以片面地掀起对日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的仇恨感，要将日本右翼与日本全体国民进行理性的区分，认真地研究日本，做好中日关系的大文章。戴季陶曾经讲过：“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