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刻教训是苏共特权阶层长期严重脱离群众、漠视民众疾苦、背离人民利益。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亲眼见证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腐败行径：“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成员。’”“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
经常到苏联领导人家里去玩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 阿利卢耶娃见证了高层苏联领导人的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武器和贵重瓷器……这些‘革命元老’的家里什么装饰品没有啊：玉瓶哪，牙雕哪，印度绸哪，波斯地毯哪，南斯拉夫、捷克、保加利亚的手工艺品哪……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总之，全部‘领袖’的生活费用都只有一条来路，所不同的是房子的外观。”她还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父亲斯大林的工资情况：“父亲不知道，他的一顿晚饭值多少钱，还有他的各处别墅、‘毒品化验’等所值若干，因为他是从来不用掏钱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里了。克里姆林宫住所里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后来所有的东西运到了别墅，那里也有一张他从来不用的书桌。抽屉里放满了这样的工资口袋。”
1976年12月19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70岁生日，苏共中央有组织地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事先专门召开了一系列筹备会议，比如1976年11月30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决定在12月19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给勃列日涅夫的授奖仪式，当天下午5点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耶夫大厅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举行有600多人参加的大型招待会，并组织一场艺术大师的音乐会，相关费用“从党的预算开支”。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他本人共计获得200多枚勋章和奖章，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的1986年，还积压着勃列日涅夫的166部著作共计277.9万册，这时的苏共中央决定停止销售这些书籍。
苏共高层领导人如此奢华脱离群众，其党风、政风便可想而知了。因而，后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并且在苏共20大之后也意识到“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不要再迷信了”，强调要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开动脑筋”，“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而在一年前的1985年8月会见津巴布韦客人时，邓小平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苏联模式不仅包含了苏联的经济体制，而且包含了苏联的政治体制。
正是因为对苏联模式及其政治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切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就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改行离休、退休制，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同时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了明确规定。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如某些公社党委书记，某些县委书记，某些厂矿企业的同志，他们那个特殊化也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
邓小平的这段语重心长的教导和警告，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综合国力的蒸蒸日上，“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期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增强我党的凝聚力，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寄予了厚望和期待，鉴于苏共亡党教训，我们一定要切实地开展好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力求实效，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一切从自身做起，作好表率作用，就像邓小平教导的那样，“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