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断释放出和平的意愿和能力。中国的和平不仅是结果的和平，更是过程的和平。中国崛起靠的是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结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是不同的，却互相依存；是对立的，却不互相排斥。中国崛起例外论是基于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思想产物。
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质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晚清以来的百年激荡，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走到了离实现“中国梦”最近的时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也是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崛起的话题引发了广泛而热切的论争。如何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崛起？笔者认为，至少需从理论上回应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中国崛起能否成为大国崛起中的一个例外？这需要从全球视野进行宏观考察。中国崛起例外论是针对其他大国崛起的盛衰成败做的初步回应，需要与其他大国崛起相比较，才能理解中国和平崛起有着更为悠久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渊源。
二是中国崛起应持什么立场？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中国崛起需要坚守民族的、文化的立场。
三是中国崛起具有什么时代特质？这需要考察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双重特质，需要把握中国文化结构的基本形式及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文化的型塑。
四是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文化理论支撑？我们要建构一种立足国内、指向世界、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中国和平崛起文化理论。自觉担当建设文化强国先行者的深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破题，率先提出并点破国家文化主权和公民文化权利是构成当世一切文化理论的基点。这即是中国和平崛起文化理论的“深圳表达”。
1、中国崛起是观念和文明模式的扩展过程
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崛起能否成为大国崛起的例外，成了一个困扰大国外交战略研判和地缘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一问题，要从理论上认真解读中国文化对中国崛起意愿和能力的界定，力证中国会走上和平的、文化的崛起道路。
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强调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文化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目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不是已经崛起，而只是尚处于崛起过程中，离真正崛起目标还比较远。
目前，一方面，中国还未呈现出大国崛起的文化气象。如中华文化虽开始逐步走出去，但其传播范围、影响力还很有限，传播媒介和技术手段比较单一。目前，真正走出去的还主要是以中国制造为表现形式的器物文化，而制度文化特别是观念文化还很难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承认并尊重世界文明传统的多样性，通过吸纳其他文明优秀基因、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来实现和平崛起，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排他性的霸权。中国文化本身并无排他性，也正因此更显其卓尔不群。中国也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保护自身的文化安全。中国的各种文化可以并行不悖。这并非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文化现象，而是古已有之。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断释放出和平的意愿和能力。与西方那种通过战争来获取和平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和平不仅是结果的和平，更是过程的和平。这种和平崛起的意愿，主要是指中国愿意通过改变自身来推进世界新秩序的重构，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活化本土文化基因，创造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和平崛起的能力，主要表现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和设定国际组织活动议程，承担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及重建新国际秩序合法性的能力。
只有回答了中国是可以和平崛起的，我们才能说中国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例外。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大国是和平崛起的，其他大国崛起总是与武力征讨相伴。如古罗马帝国，既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摇篮，也是不断通过战争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罗马帝国，其崛起始终伴随着血腥的战争；又如亚历山大帝国，通过东征西讨，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样伴随着血腥的武力征战。自15世纪以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以及彼得堡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也都是通过殖民战争、武装占领或霸权扩张，竞相登上世界舞台中心，崛起为大国。然而，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因此，唯独中国，能够“弃武从文”，与时俱进，传承弘扬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文化，实现和平的、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实力提升的过程，更是观念和文明模式的扩展过程，这源于我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国和平崛起首先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论论证，进而表现出中国和平崛起的意愿和能力，最后达到对未来世界文明新秩序的一个历史性创新。
2、中国崛起有悠久的和平文化基因
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理论建构，既不照搬他国模式，也不固守本国模式，而是采纳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性之上的开放、包容的模式，始终恪守鲜明的民族立场。
“六经”是将中华民族带入文明门槛的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华元典所阐扬的“穷变通久”的变易哲学，及由此引申出的刚毅自强、刚柔相济的社会—人生哲学，构成了中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根本思想。
诸子百家争鸣，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了基本的、扎实的文化心理根基，孕育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和包容品性。秦朝的文化一统，顺应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思想合流的趋势，为最终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汉王朝统一后，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立国根本。其后，中华文化历经汉魏以降儒释道三家争胜到宋元后“三教合一”的演进，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经过多次“更化”、“改制”，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社会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
中华文化尊崇主流、存亡续绝的不息精神，始终与时代相适应。从传统儒学，到两汉经学，再到宋明理学，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多元融合、价值整合能力，处处彰显着文化的软实力。特别是孔子提出无信不立思想，使“信”成为中国文化符号。这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曾经以兵、食为依归的殖民战争崛起完全不同。中国崛起有着悠久的、和平的文化基因及传统。
中国崛起靠的是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的延续性。中华文明既历史悠久，也是可持续的。这是它与其他文明的区别，如古希腊文明早已经流断，古印度文明已在流变中改道。
如何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今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是中国和平崛起文化理论建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华民族文化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理应能够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3、中国崛起奠基于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之上
中国和平崛起文化战略的时代精神，首先体现在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中华文化的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及转型复兴等方面。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中，中华文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曾经的文化危机使中华民族逐渐离失了原有的精神家园，使国家和社会处于长期剧烈动荡和变革中——中华文化危机成为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从此，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亡国灭种”的倒逼中，走上探索出路的漫长而曲折的征程。
近代中国文人志士开启的“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主旋律。救亡图存迫使民族文化觉醒和国民素质再锻造，推动文化启蒙运动走上历史舞台。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家对传统伦常世界观的否定和批判，是中国人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标志着中华文化在现代转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中华文化的开放发展、多元发展、繁荣发展扫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碍。从救亡图存到建设文化强国，从文化启蒙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视角下反思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从历史轨迹中窥见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走向。
中国和平崛起文化战略的时代精神，更体现在中国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双重特质上。中国文化结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是不同的，却互相依存；是对立的，却不互相排斥。从静态看，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黄河主干文化，又有长江主干文化，既有灿烂辉煌的杂糅儒释道的主体性中华文化，又有多姿多彩的区域性地方文化。这种多样性文化结构必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从动态看，中华文化在多样中存在，在流动中发展。流动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品性。流动意味着丰富与多样，不同性状的多样性流动文化基因，给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活力与新的可能。
仅有文化的时间纵向流动不能说明中华文化兴盛不衰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多亿人口，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文复杂的中国，文化的流动理所当然丰富多彩、蓬勃兴旺。确认文化流动的重要性，为文化的纵横流动创造日益广阔的空间，使流动的文化能够得到充足的养分，生根壮大，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动的渠道，过滤文化流动中带来的杂质，唤醒沉睡中富有生机活力的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应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战略选择。如果这种文化战略选择极大地带动了中华文化的流动，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培育了中国文化结构中新的文化因子，加固了文化的稳定性，那么这种文化战略选择就因应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特性和内在需要。
今天又到了新的历史时代。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畅谈“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极大地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共识，振奋了民族精神，也由此揭开了中华民族一段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个梦想的背后，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蕴藏着近代以来中国人传承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的又一次延续，也是“旧邦维新”的新的探索与奋斗。
4、中国崛起例外论是文化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产物
中国崛起例外论是基于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思想产物。中国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可以追溯到中国经典文化思想中的“礼不往教”。
中国曾经积聚了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就，仍在不断借鉴、吸纳、尊重和包容他种文明基因。这正是中国和平崛起文化理论建构的基石。如何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此构造中国崛起文化战略的“现实的理想主义”思想基础，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崛起文化理论建构的又一重大课题。
现实的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塑造，要求我们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综合判断。作为国家战略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构建，需要承担起两个层次的战略文化建设：一是在国内层次上，在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从文化权利的角度，创造性地融汇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重铸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二是在国际层次上，需要整合中国传统以及世界大国的战略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主权的锻造和张扬，拓展国家利益，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文化立国强国的深圳表达和深圳实践
为什么我们能够立足深圳文化实践来谈国家文化战略？这主要源于深圳的历史方位感和使命感。深圳毗邻港澳，在经济发展、社区建构、移民文化等方面勇于探索实践，是工商发达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地。深圳在成立时就自觉肩负着独特的文化使命，有自觉的文化理论担当。
理论高度决定了行动质量和水平。看深圳十大观念，就知道深圳如何实现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的蝶变。深圳始终在思考文化未来和文化走向。这种使命感不是源自市民或管理者个人，而是自发的集体意识。
笔者认为，深圳的文化担当意识与文化创新实践，不仅是一城一地的文化探索和文化实践，更是文化立国强国的深圳表达和深圳实践。“文化深圳”的战略定位，应该是中国和平崛起文化战略中，与文化立国强国的伟大创造和宏伟目标密切关联，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深圳能够紧跟世界文化的潮流和趋势，密切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态势，正确理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区域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催生新的文化自觉，进行理性的自我定位。
深圳文化创新实践立足国内现实，指向世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破题，率先提出并点破国家文化主权和公民文化权利正是构成当世一切文化现象、文化活动、文化理论的基点与根源。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理论的提出，是深圳在新的历史关键节点上，为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一次文化自觉和文化维新的尝试。
如果说“经济特区”是物质文明的“中国样板”，那么“文化深圳”无疑就是精神文明的“中国样板”。深圳肩负着民族的希冀，承载着历史的重托，有着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深圳不辱使命，率先提出的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理论，前者照应国际体系层次，后者照应国内制度层面，应该且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文化战略理论的基本分析架构。
立足深圳，我们有这种文化认知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