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热点问题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目前的雇员薪酬比重与“期望值”相比不是低了而是高了，过度垄断因素及相关的不合理分配，既是目前雇员薪酬比重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重要体现。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应当发挥双重调节职能，一是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保证社会经济活动起点、过程与机会的“公”，二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加收入分配结果的“平”。
关键词 国民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 雇员薪酬比重
问题的提出
研究背景。国民收入分配是当前政府、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出现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出现严重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担忧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政局稳定。持有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政府、企业、居民收入比重的消费数据和基尼系数的测算。比如，有国内学者强调居民收入占比十余年来显著降低表明分配关系存在“国富优先”等明显问题;又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已超过0.4，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而另一类观点认为，目前收入分配“三者比重”的问题被夸大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值得重视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扩大。无论如何，收入分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寻求更有说服力的判断和合理的对策思路。
在收入分配问题当中，争论最大的首先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并不作充分讨论，因其假设政府的初次分配是“公正”的，资本和劳动都根据边际贡献获得各自应得的收入。然而，我国尚处在转轨过渡经济时期，市场化体系尚不完备，因此，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是否得到了应得的收入份额，特别是雇员薪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必然成为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外研究雇员薪酬的主要文献及重要发现。第一，关于雇员薪酬比重变动趋势的研究。很多学者关注并研究了雇员薪酬比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变化。代表性的成果包括：Blanchard(1997)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雇员薪酬比重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Poterba(1997)则发现这一现象在上述国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90年代;Kyyra和Maliranta(2006)发现，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宏观水平的雇员薪酬比重是下降的，但微观水平的劳动收入比重较为稳定;Hofman(2001)计算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雇员薪酬比重，发现这些地区的雇员薪酬比重在这50年间呈下降趋势;Harrison(2002)通过对1960～1997年雇员薪酬比重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其在低收入国家是下降的，而在高收入国家是上升的，Bernank和Gürkaynak(2002)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
第二，关于雇员薪酬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相对于学者对雇员薪酬比重变动趋势的关注程度，有关雇员薪酬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献不多。比较有影响的是Daudey和Penalosa(2007)以及Rodriguez和Ortega(2006)的跨国研究。前者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要素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决定因素，雇员薪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高，则基尼系数低，反之则高。后者利用联合国工业统计数据发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第三，关于影响雇员薪酬要素的研究。研究发达国家中雇员薪酬影响要素的文献较多。比如Tytell和Jaumotte(2007)的研究表明，过去十几年中大部分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雇员薪酬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和通讯部门的技术进步对非技术部门的劳动收入比重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全球化也是影响雇员薪酬比重的原因之一;Whelan(2007)认为，欧洲雇员薪酬比重下降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和劳动市场的发展;Jayadev(2007)的研究发现雇员薪酬比重与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存在负相关关系;Bruno等(2008)的研究发现，制造业的雇员薪酬比重与FDI占GDP的比重呈“U”型曲线关系。
研究中国雇员薪酬的主要文献及重要发现。第一，关于雇员薪酬比重变动趋势的研究。对于我国雇员薪酬问题的研究，已有的文献集中于我国近几十年(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雇员薪酬占GDP比重的变化。李扬(1992)的研究发现，我国雇员薪酬比重在改革开放前较低，改革开放后则逐渐增长，向书坚(1997)、杨少华和徐学清(2000)等也有相似的发现;白重恩(2009a)认为，我国的雇员薪酬比重在1995年到2004年期间，降低了10.73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到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雇员薪酬比重被低估了6.29个百分点，因此在剔除了统计核算方法的影响后，1995～2003年雇员薪酬比重降低了5.48个百分点;王小鲁(2010)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并且减除了2004年统计口径的调整以后，计算出雇员薪酬比重在1990～2008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也做了统计口径的调整之后，计算出雇员薪酬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
第二，关于雇员薪酬比重的国际比较。贾康等人(2010)根据Undata等来源的数据，计算了7个发达国家、3个新兴经济体和除中国之外的3个金砖四国的雇员薪酬，结论是我国雇员薪酬比重虽略低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明显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
第三，关于雇员薪酬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蔡昉(2005，2006)认为，1998～2003年间资本收入份额逐年上升，势必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李实(2007)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十年中劳动者薪酬比重不断下降;白重恩(2009a)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要素分配份额的明显变化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第四，关于雇员薪酬影响要素的研究。关于雇员薪酬比重影响要素的文献更少。比较有影响的包括李稻葵(2007)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服务业比重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可以解释雇员薪酬比重下降的原因;白重恩(2009a)认为，导致雇员薪酬比重在1995～2004年期间下降的原因是统计核算方法调整、结构转型以及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其贡献度分别为59%、29%和12%。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有关雇员薪酬总量的研究，已有的结论有的相互矛盾，有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有些勉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近些年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下降的幅度问题。虽然学术界对于比重的下降一般没有疑问，但是由于计算方法不统一及统计数据方面的因素，对于下降的真实幅度的结论很不一致。二是雇员薪酬比重是否偏低的问题，在将我国目前的雇员薪酬比重与其他国家对比之后，形成的主流认识是，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以是偏低的。然而，“各国税制的不同造成要素分配份额统计量的内涵也不同，因而各国要素分配份额在经济意义上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白重恩等，2009a)。如果一定要比，首先是应与发展中国家比，而比的结果恰恰是中国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另外三国。三是影响雇员薪酬比重的要素是什么。这方面的文献相对缺乏，已有的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多数侧重于现象和制度的描述，较少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因而也缺乏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本文原创性地提出了雇员薪酬比重“期望值”的分析框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首先选择可能影响雇员薪酬比重的解释变量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根据资料的可得性选择一些国家的相关数据，运用回归方法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对雇员薪酬比重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最后运用回归的结果模拟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雇员薪酬比重，即“期望值”。“期望值”代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动态演进轨迹上特定的合理数量界限的近似值。本文通过将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期望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以期在同一研究框架下回答上述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收入法估算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实际值”
在统计实践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收入法和资金流量表法。收入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来反映最终成果分配的一种计算方法。按照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雇员薪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国内生产总值=雇员薪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营业盈余是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雇员薪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生产税净额是企业向政府支付的利润前的税金减去政府对企业由于政策性的原因造成的亏损而给予的补贴后的余额。固定资产折旧是生产中使用的房屋和设备在核算期内磨损的转移价值。雇员薪酬是指劳动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全部报酬或各种形式的补偿性收入。
运用收入法估算的从1978～2007年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实际值列在表1中的最后一栏。如前文所述，学界对计算的结果可能会持有异议，多数认为表1中的数值被低估了，主要原因在于2004年统计口径的变化。有学者在对2004年的统计因素做了调整之后，使表中的数值有所上升，比如，2007年的雇员薪酬比重由39.74%上升到46.03%(白重恩等，2004)。还有学者按照国际统计口径加以计算，其结果也将表1中的数值调高了较大的幅度，比如2005年的雇员薪酬比重从41.4%上升到50.08%(贾康等，2010)。然而，国内以及国际统计口径的调整只是使我国雇员薪酬比重发生了简单的数值变化，仍然不能判断我国目前的比重是高还是低，因为一个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比重可能应当高于50.08%(依照国际统计口径计算的比重)，也可能应当低于39.74%(根据收入法计算的比重)。因此，当我们面对媒体与学术刊物中根据不同数据来源、不同统计核算方法而得出的具体比重时，难免会产生困惑。对于我国比重高低的评价，由于方法论的不确定而含混不清。因此，下文将阐述如何寻找估量和评价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基准(benchmark)，即雇员薪酬比重的“期望值”。
估算我国雇员薪酬“期望值”的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估算我国雇员薪酬比重“期望值”的基本思路。我们认为，简单地将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逻辑上缺乏充分理由，虽然能够比较出比重的高低，却并不能够直接判断比重是否合理。任何一个国家的雇员薪酬比重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中多种要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并且也会随着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动而变动。但雇员薪酬比重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应当存在着某种共性或自然规律，处于不同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雇员薪酬比重的变动趋势，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应当遵循大体相似的演变轨迹或发展规律。下面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寻找这个规律，并将这一规律的量化表现作为模板或参照，模拟出近似合理的，也即基本符合或大体对应于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雇员薪酬比重。
根据以下往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本文以国内和国际统计资料为依据，选择6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即影响雇员薪酬比重变动的社会经济要素，根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运用OLS最小二乘法对雇员薪酬比重以及它的影响要素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估算出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经济环境下的雇员薪酬比重，或比重“期望值”(即动态演变中的特定合理水平)。相比于运用收入法计算的实际值而言，期望值是一个较为合意的判断我国目前比重高低的基准。通过将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期望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可以回答目前学界热议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三个问题：一是我国雇员薪酬比重是否偏低;二是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三是哪些是影响雇员薪酬比重的重要因素。
解释变量的选择。合理的因素分析的前提是需要确定影响雇员薪酬的因素和代表这些因素的指标。本文在选择雇员薪酬比重影响要素时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理论性原则，即选入的变量具有理论依据;二是综合性原则，使选择的变量尽可能全面地包括宏观经济的基本要素;三是可操作性原则，即能够实际计量或测算以便进行定量分析;四是可比性原则，以便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
根据以上原则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初步确定的6个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经济开放度、城市化水平、投资率、经济增长率以及政府教育投入比重。
第一，人均GDP。经济学理论表明，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人均GDP总体上应当与雇员薪酬成正比。然而，根据以往文献中关于人均GDP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Ahluwalia(1976)发现了人均GNP在短期内可能对贫富差距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收入最低人群的收入份额首先是随着人均GNP的升高而降低，再随着人均GNP的升高而升高。
第二，经济开放度。我们用“货物进出口总额/GDP*100”表示经济开放度。按照经典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会提高，而非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会下降。也就是说，国内供给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随着出口的增加而上升，而国内供给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降低。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更多地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据此，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不断拉大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不断缩小的。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Edwards(1997)的研究认为，进出口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没有影响;而Richardson(1995)则认为，进出口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三，城市化水平。我们用“城市人口/总人口*100”估计城市化水平。通常情况下农业的生产率要低于工业，城市化水平上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总体雇员薪酬占GDP比重也会提高。因此在理论上，城市化率越高则雇员薪酬比重越高。
第四，投资率(资本形成率)。我们用“资本形成总额/GDP*100”来计算我国的投资率，国际统计口径中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资本形成率，反映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理论上，高的投资率会导致市场上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量的增加，如果对资本的需求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则结果就是雇员薪酬下降，反之则会上升。
第五，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可能是影响雇员薪酬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在实证分析中采用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理论上，在经济繁荣的年份中，生产扩大会增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即工资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雇员薪酬的比重。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对经济的贡献度的提高，所以，经济增长应当有助于提高雇员薪酬。从以往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来看，实证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Chang和Ram(2000)的研究发现，高经济增长率对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有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公平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Raffalovich(1992)等研究了美国1950～1980年间的收入分配状况，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重要因素之一;但Edwards(1997)则发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第六，政府教育投入比重。理论上，教育投入的增加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雇员薪酬的提高具备了可能。Mohamed Abdel-Ghany(1996)和Ahluwalia(1976)的研究都证明了教育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而Li、Squire和Zou(1998)则进一步证明了，接受中等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Hong-Yihchu(2000)采用1966年至1985年台湾的数据分析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与收入分配状况正向相关，也就是说，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越长，收入差距越小。
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根据以上六个指标，我们找出了18个国家的132个观察值。18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国、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色列、乌克兰，涵盖了1980、1985、1989、1990、1995、2000、2001、2002、2003、2004、2005以及2006年共12个年份。这些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这六个指标的数据(1992～2007年)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开放度根据对外贸易中的进出口总额项目计算，城镇化率根据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投资率、政府教育投入比重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回归模型的建立。基于前文所表述的研究框架以及选定的可能解释雇员薪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变动趋势和规律的六个指标，我们建立一个基本方程(模型1)以及两个拓展方程(模型2、模型3)：
模型1：
雇员薪酬比重
=α+β1人均GDP+β2经济开放度+β3城市化率+β4投资率
模型2：
雇员薪酬比重
=α+β1人均GDP+β2经济开放度+β3城市化率+β4投资率+β5经济增长率
模型3：
雇员薪酬比重
=α+β1人均GDP+β2经济开放度+β3城市化率+β4投资率+β5经济增长率+β6政府教育投入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