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认识和主要结论
本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热议的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人均GDP、经济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投资率、经济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等6个变量解释雇员薪酬比重(雇员薪酬占GDP的比重)。数据涵盖了18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80～2006年，共有132个观察值。根据回归方程的结果，将中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代入，计算我国雇员薪酬的期望值。计算结果和进一步的分析支持以下的延伸认识和结论。
雇员薪酬比重的高低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其变化取决于多种社会经济要素。雇员薪酬比重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发展时期以及特定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个国家的雇员薪酬比重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中多种要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并且也会随着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所以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中国)下的雇员薪酬比重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OECD国家)下的比重，进行简单的比较，由此来判断比重的合理与否，这种比较方法在逻辑上颇有些勉强，理由不够充分，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如果简单地将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比较出的结果，无论孰高孰低都不能说明其是否合理。
从“实际值”来看，现阶段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果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雇员薪酬比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结论。我们根据收入法计算的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实际值，在1999年之后处于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50%，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雇员薪酬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2007年我国的雇员薪酬比重统计数据表现的实际值为39.74%，而以上这五个国家该年的雇员薪酬比重分别达到56.18%、53.54%、51.41%、51.31%和50.52%，我国比美国低16.4个百分点。
我国当前雇员薪酬比重的“实际值”高于合理化近似的“期望值”，实证结果不支持当前流行的我国雇员薪酬比重偏低的观点。我们根据模型估算的我国雇员薪酬比重的期望值，在1992年至2007年的16年中，低于实际值平均9.34个百分点。即便是差异最小的2007年(实际值为39.74%，期望值为35.17%)，期望值仍低于实际值达4.57个百分点。因此，从期望值来看，现阶段我国雇员薪酬比重并不低。此外，虽然近些年我国雇员薪酬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下降的幅度来看，实际值从1992年的50.1%下降到2007年的39.74%，下降了10.36个百分点，而期望值从39.04%下降至35.17%，仅下降了3.87个百分点。
实证分析表明，提高雇员薪酬比重的根本途径和前提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体社会富裕程度。我们发现雇员薪酬比重与人均GDP正向相关，经济能力强的国家雇员薪酬的水平也会越高，因而雇员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会越高。各种因素都可能减少人均GDP的增加对雇员薪酬比重增加的影响，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了雇员薪酬比重与经济开放、投资率以及经济增长负向相关。经济开放是否有利于雇员薪酬的提高，与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力密切相关。因为资本的流动能力大于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所以，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力的获利能力较低，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情形尤甚。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开放所带来的雇员薪酬的降低抵消了人均GDP对雇员薪酬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或多或少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的目标是追逐利润，而不是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利润的增长就会缺少投资的动力。因此，投资的增长首先应当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长而不是雇员报酬比重的增长，经济增长也自然不会立即体现为雇员薪酬比重的提高。当大量的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使国家的经济实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导致宏观层面上的雇员薪酬比重的提高。也就是说，当人均GDP累计到一定的数量时，新增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对雇员薪酬的负效应会被人均GDP对雇员薪酬的正效应所抵消。例如，我们估算出在人均GDP低于930美元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雇员薪酬比重的负向影响大于人均GDP的正向影响，而超过930美元之后，人均GDP对雇员薪酬比重的正向拉升作用则会大于经济增长的负向压低作用。因此，为了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提高雇员薪酬比重非常重要，而提高比重的根本在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富裕程度，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是实现全社会“共富”的根本途径和前提要求。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轨迹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投资)和劳动等要素投入，表现为投入型或外延型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它的必然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受到报酬递减规律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等因素的约束，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些负面的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中已现端倪。出路只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推动的效率型或内涵型增长方式上——实际上，这已经逐步成为共识和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正处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关口，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既是艰难的挑战，也是时代提供的机遇，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关键，重点在于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深化改革，转换机制，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企业治理、加速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过度垄断因素及相关的不合理分配既是目前雇员薪酬比重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重要体现。分析表明，我国尚未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合适的雇员薪酬形成机制。主要体现在雇员薪酬结构明显不合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雇员薪酬存在显著的差距，这意味着雇员的薪酬与其贡献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连接，这种形成机制既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正，也不利于劳动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垄断与竞争企业之间的雇员薪酬存在更大、更显著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趋势。这一方面表明垄断本身有可能扭曲合适雇员薪酬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过度垄断不仅使这种可能转变成为现实，而且会进一步加大垄断与竞争企业之间的雇员薪酬差距。表面看，它提高了整体雇员薪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但是对总体国民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负面影响更大。
值得重视的是，仅仅提高雇员薪酬比重并不能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前面分析已经表明，我国目前雇员薪酬的比重比期望值还高，但是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依然很严重，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中的结构问题。贾康(2007)指出，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没有一定之规，往往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评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任何一种分配状态都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社会公众总体的可接受程度而言，在维护公正即维护公民权利公平和经济活动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分配结果，是最接近于合理的状态。对此，美国财政学教授哈维·罗森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维护初次分配的“公正”，是保持雇员薪酬比重在该领域合理化的关键。初次分配的公正在汉语语境中普遍被人们称之为“公平”，需强调的是在这里其实它与效率并不矛盾，因为有效的市场必须建立在机会、规则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初次分配公正既是有效市场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国民收入实现适当均平化分配的伦理基础。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不仅影响了结果适当均平的实现，也限制了市场效率的发挥。因此，从维护初次分配公正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应尽之责是为广大劳动者创造公平竞争的起点、机会和环境。
进一步推进收入再分配机制优化，促使“先富”过程与“共富”过程顺利衔接。国际经验表明，即使我们有了合适的雇员薪酬比重以及合适的雇员收入分配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会出现缺陷，这个缺陷是，来自于市场的局限性引致的收入分配的结果有可能过度不均。有学者认为，如果收入状况恶化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么当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时，政府应当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但如果接受了库兹涅茨假说，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整个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走出这一困境，那么政府在转型期间就不应该干预收入分配。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已很有必要推进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优化措施。首先，虽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具有普遍性，但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说，特别是倒U型轨迹在“自然演变”意义上是否符合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国家，目前尚无从得到验证。其次，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因素，库兹涅茨假说在各国的表现会有所不同，比如经济增长初期的长短、“拐点”出现的时间、收入差距的程度都可能不同，但在长远目标是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在倒U曲线的前半段，已有必要加入必要的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府调节干预。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初次分配仍然存在不“公正”的问题、经济活动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仍没有完全实现的前提下，政府更应当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以求更为积极地将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产生的“先富”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共富”顺利衔接起来，将经济转轨及市场缺陷与市场不成熟所带来的成本(如收入不平等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例如，通过完善收入政策，发挥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适当调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满足民众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城乡居民因突发事件的发生滑入收入分配的底端，成为新的贫困阶层，等等。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教育的功能，教育不仅仅能够带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创造更好的机会公平。
从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再到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可以预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进一步推动这项涉及中国亿万人利益的重大改革，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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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Kang Zhang Xiaoyun
Abstract: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t issues on present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current employee's remuneration proportion is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value", unlike what many people might think; and that excessive monopoly and relevant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the current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national income going to employees and also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unreason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dual regulatory function in income distribution; one is to adjust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nd ensure "equality" in all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aspects of starting point, process and opportunity; the other is to regulate the re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o help reduce income gap.
Keywords: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primary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remuneration in national income
【作者简介】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经理论与政策。
主要著作：《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等。
张晓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教研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