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工作作风的“政治”与“法治”分析
对于同一问题，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视角分析，可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结论。在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这需要我们从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从政治学、法学视角作进一步分析。
从政治学角度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党群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桑玉成教授认为：首先，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肯定不是革命时期、延安时期的那种关系，甚至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关系。现在，“谁是群众”有点说不清楚了，党群关系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表现，基本就是官民关系；当前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基本上就是官与民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抽象地说，党群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权体系与外部的关系，就是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问题实质，就是政权与人民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原理，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来体现。其次，现在我们之所以重视党群、官民关系问题，在于我们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还在党自己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性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思路、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缺乏成熟的思路，再加上腐败等问题，就会导致认同危机。第三，解决工作作风、党群关系问题，不单单是我们常说的“治标”、“治本”问题，它背后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根源，需要我们从良好的政治发展理念角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新时期，党不是以前的党了，群众也不是以前的群众了，党群关系的地位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用一个比较宏达的顶层设计来建构新时期新阶段的党群关系。
从依法治国角度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新思路。童之伟教授认为：首先，在战争年代，为了获得后勤保障和政治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要依靠群众。建国后，执政党掌握了一切资源，官员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民众对官僚主义等极度愤慨。这种愤慨，不是针对我们党的，而是针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但今天，“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第三，公车等“三公消费”问题，是官民关系的一个爆发点。若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低于6%，民众的福利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很好地为百姓共享，则是造成官民矛盾、党群关系紧张的内在经济原因。法治不完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法院审判制度问题等，都影响党群关系，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加以根本解决。第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从严律己。如果执政党不能把自身问题解决好，就没有中国的未来。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另外，党群关系要逐渐落实到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上。而且，仍然要注重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停滞，党群关系问题就会变得紧张；经济发展了，就需要政治体制跟上，说到底，中国的有些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
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经验与教训
我国的计划经济建设模式、党的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深受苏共影响。1991年，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刘靖北教授指出，从工作作风角度观察，苏共垮台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首先，在作风建设上，苏共的确没有我们党这么高度自觉。苏共的文献，包括党的决议、文件汇编、解密档案、党章等，不像我们党这么系统地论述作风建设。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就把三大优良作风看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标志。其次，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列宁时期，苏共思想作风比较好，较好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时代需要。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僵化、教条化。二是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搞的所谓“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法。三是把党的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做的。四是用行政手段干预思想问题，用暴力对待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者。五是照本宣科、大话空话成风。有一个《真理报》主编多次参与起草领导讲话稿，其固定模式就是：第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第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第三“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团结的”。六是理论脱离百姓，整个理论体系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同时，理论脱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再次，官僚主义盛行。列宁曾经对官僚主义有过精辟的阐述，认为官僚就是一个特权的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官僚主义已经形成：追逐权力、寻求晋升成为官员的主要目的；干部固化、利益固化，人才难以流动；干部队伍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对事情无动于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权现象、裙带之风、享乐作风盛行，这严重窒息了党内活力，妨碍了社会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被称为政党政治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党执政，实行政党政府。尽管中外国情不同、党情不同，各国政党政治有一定的个性差异，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在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方面，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对此，季正聚教授认为：首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谈党群关系不外乎四个维度：一是利益维度，政党要给群众以利益；二是权力和权利维度，要正确处理政党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关系；三是情感维度，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不是简单的理性认知，而是带有感情色彩；四是法律维度。其次，进一步讲，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关系：一是政党通过政府政策去回应民众诉求；二是通过政党基层组织与群众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联系；三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理论解析去影响群众；四是通过政党纲领和理论宣传去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去改变或影响群众对该政党的印象。这要求政党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公共舆论、政党与利益团体、政党与不同公民、政党与自治性政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三，在目前媒体社会，西方政党特别注意运用媒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一是注意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政党领袖的形象和个人魅力很重要。二是注重对自身政纲和理想信念的宣传，给民众传递一种正面政党信息。在宣传中，议题设计很重要，要想方设法处理好“好看、叫好、叫座、落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理论的周全性、逻辑上的自洽性和闭合性。理论创新很关键，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很受民众欢迎，但理论创新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出现创新疲劳。三是注重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政党也可以很好地引导舆论。第四，各国政党都面临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来讲，各政党要把腐败控制住，首先是不能使之泛滥成灾，其次是反腐败要形成制度，使“烂苹果”及时不断地被剔除。国外反腐做得好的政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以身作则，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二是反腐败的力度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是统一的。三是腐败的标准因人而异。新加坡做得比较好，值得好好研究。古巴尽管国家贫穷，但没有毒品、没有腐败、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威信高，也值得很好研究。第五，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化、平台化问题。国外很多政党，如日本自民党、西欧社会党、美国两大政党等，平时都要去拜访民众、去做义工。越南共产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重大问题提前公布于众、满足民众政治好奇心理等来获得百姓拥护。第六，执政党要满足、实现民众利益。但要注意：一方面，民众利益不单是工资、房子等物质利益，而是像马斯洛说的那样，民众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民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很重要的问题是福利经济危机，不管谁上台，谁都不敢动，谁动谁下台；但你如果不动，长此以往是死路一条。再一方面，群众利益诉求是无穷无尽的，要引导好、服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