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将国内产能有序向境外转移，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即我国当今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到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更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能转移形成了两种理论和美国“优势产业转移”与日本“边际产业转移”两种转移模式。基于此，中国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低端道路和“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的高端道路，实现过剩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
关键词 产业结构 产能过剩 产能转移 马歇尔计划
产业国际转移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消化过剩产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200多年的工业革命历史，产业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通过产业转移，输出地和输入地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就输出地而言，产品向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发展。发达国家将原主导产业向国外转移，使国内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为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创造条件；同时，将环境污染向外转移，改变了本国的区域地理景观。就输入地而言，通过接受国际产业扩散，本国产业向高级化方向也迈进了一步。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加快本国或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缩短产业升级时间，加快工业化进程，完成了原始积累，缓解了就业压力。
两种不同的产能国际转移模式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历了多次产能转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业转移模式，而这两种模式是基于两种不同理论形成的。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美国“比较优势”产业转移模式。美国式对外产业转移是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该理论认为先进国与后起国家之间技术差距以及各自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发生。
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与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具有诞生、发展、衰亡的生命周期。雷蒙德·弗农把产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标准化产品阶段。①还认为，一种新产品被引进时，通常需要高度熟练的劳动力来生产。随着产品逐渐成熟并获得广泛认可，生产就变得标准化了，然后可以使用不熟练的劳动力和大规模生产技术来生产该产品，从而使得原先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转移到拥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不发达国家，这可能伴随着发达国家向拥有廉价劳动力国家的直接投资。雷蒙德·弗农也指出，高收入和节约劳动力的新产品在富裕国家最先生产的可能性最大。
正是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转移出现了“垄断→仿制→竞争替代→进口”四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由于创新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和技术力量，这只能由像美国这样的资本充裕和科技力量雄厚的发达国家来进行。第二阶段，仿制该种新产品时期。其他发达国家开始仿制该种新产品，由于仿制国不需要负担新产品的研发费用，也不需要支付因出口而产生的国际间的运费和关税，因此在劳动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产品价格低于从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其他国家的仿制使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也相应萎缩。第三阶段，仿制国产品与原创新国产品竞争时期。其他国家生产仿制的新产品后，取得了规模经济的效益，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使其能在世界出口市场上与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竞争，从而使得美国垄断地位逐渐丧失，出口大幅度下降，最终美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的地位被取代。第四阶段，原创新国进口时期。随着其他发达国家出口的扩大，新产品成本持续降低的数量超过向美国出口所需要的运费、关税和保险费用，它们的产品终于进入美国市场，致使美国出口出现停滞状态；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进口该种“不再是创新”的产品，开始从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从而使得新产品周期在美国宣告结束。当这四个阶段结束后，该产品的国际生产周期在仿制国依然继续进行。
这种新产品的生产、出口通常遵循“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顺序。在这种模式下，世界被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每种产品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依次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被生产并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美国产能转移目的：垄断利润导向和占领世界市场导向。一是追求垄断利润。利润最大化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动力。战后美国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有利可图的场所以赢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尤其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利润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大高于对国内制造业的投资率。二是占领全球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对全球市场的争夺，不仅在现有容量最大的市场（如欧、美市场）上开展，而且也体现在对有潜力的未来市场的拓展上（如对中东石油输出国、马来西亚等亚洲一些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控制）。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与日本“比较劣势”产业转移模式。日本产业国际转移，走出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日本式道路”。日本式对外产业转移是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指导。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边际产业”所包括的范围较广。小岛清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了“边际性产业”。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可能有一些大企业还保持着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中小企业则处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企业”。在同一企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部门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而另一些部门则处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部门”的情况。小岛清将这些“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边际性部门”概括称为“边际产业”。
在区位选择上，该理论主张：应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积极主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并要随比较成本的变化，从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依次进行。小岛清认为，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不合理的，几乎找不出理由来解释日本要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小汽车等产业的合理性；如果说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仅限于节省运费、关税及贸易障碍性费用，以及其他交易费用等，那还不如由美国企业向日本的小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向美国的大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即实行所谓的“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流动，也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办企业）的转移，是投资国的先进生产函数向东道国的转移和普及。
日本式产业转移目的：自然资源导向和低成本导向。一是自然资源导向。日本在对外投资之初的目的在于开发海外资源，这与其本国资源贫乏相关联。日本式产业转移克服了“美国式”的开发海外资源方式的弊端，主张没有必要取得上游企业（开发生产）的所有权（如采取产品分享方式或贷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同方式”），而采用“非股权安排方式”即可。这也是在资源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容易被其接受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对东亚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直接投资均属于这种投资。二是寻求低成本劳动力。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而言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引入，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往往被转移到低劳动成本的国家生产。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相一致，这类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国际分工的重新调整，以及劳动力缺乏与劳动力富余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增长。这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已标准化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将密集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产品从日本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生产。小岛清认为，这种劳动力导向型投资的目的在于建立出口基地而不是实现进口替代。
日美产业国际转移具有不同特点：第一，它们选择的产业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从本国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虽然在本国内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但在东道国是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领域。如日本恢复时期制造业对外投资以食品、纤维、木材、金属等初级产品为主，高速增长时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传统制造业对外投资利益已经不大，使得日本转向精密机械和电气机械等新兴或高精尖工业领域。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经验是通过“边际产业”海外转移，实现了国内生产和海外生产的双向拉动。这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了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美国式”产业转移是从“比较优势产业”（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化学产品、医药产品等垄断性的新产品）开始的，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是逆国际分工的，虽然充满着机遇和风险，但却使得本国保持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产业转移主体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的主体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这是因为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产业”；为了生存，只能向海外进行投资以利用国外廉价资源来降低成本。中小企业虽然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在国际分工中梯度低的东道国（比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日本在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同一企业中，装配和生产某些零部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率先变成“边际性部门”。同时，这些企业拥有发展中国家易为接受的劳动密集型及标准化了的实用技术，符合当地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美国式”产业转移的主体一般是大型跨国公司，将先进的尖端增长性企业向海外输出，是垄断企业发挥各种技术、资金、规模等垄断优势而进行的对外扩张。这是因为，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也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第三，对贸易影响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顺贸易倾向型”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这与日本“贸易立国”的战略是一致的。由于日本把自己具有比较劣势（但在东道国是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转移到东道国，因此能使东道国充分发挥其要素优势，而日本也可以通过输出劣势产业来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升极，产生新的比较优势。所以，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使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产生比较优势。随着边际产业部门的对外转移，日本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步增长，导致出口、贸易顺差增加。这种转移模式最终扩大了双方的比较成本的差距，促进了双方贸易及优势产业的发展。“美国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逆贸易倾向型”投资，是贸易替代形式（即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许可证安排这三种相互替代的形式）。当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时，会选择许可证安排的经营方式；而如果企业能够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即同时获得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利；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时，企业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美国优势产业部门对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导致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加。
第四，经营方式不同。市场型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东道国贸易壁垒和摩擦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寡头垄断的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的直接投资属于前一类投资，美国的直接投资则属于后一类投资。日本产业转移多采用合资的方式进行。而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往往采取独资的方式。
“中国式”产业转移区域选择：低端和高端两条道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传统行业和一些新兴行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国际上正常产能利用率的衡量标准是80%～85%。但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0%～75%，风电和风机产能利用率不到70%，光伏利用率不到60%。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制造等行业出台了《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指导意见》。现阶段，中国要消化过剩产能的关键在于为现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与之相适应的需求，把相对过剩的产能引导到产业的有序升级和满足新出现的需求上来。“走出去”是消化我国过剩产能的必然选择，海外拓展既可走高端道路又可走低端道路。
低端道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获得资源、避税和过剩产能的消化。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日本式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对消化过剩产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现阶段，我们应该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即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边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通过“边际产业”向外转移，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寻求资源合作；二是消化过剩产能；三是避开贸易壁垒。
“自然资源寻求型”区位选择——“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中国通过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合作，能够构建外部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体系。要把丝绸之路从线形的“商贸路”变成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必须要有现代交通和物流的基础保障，才能吸引企业入驻，形成产业生态链。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承揽了公路、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随着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已初显轮廓。
“劳动密集型产业”区位选择——将“边际产业”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中国“边际产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剩产能对我们是负担，但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财富。许多国家除了要我们扩大从他们国家进口外，普遍期望我们去投资兴业。”②现阶段，我们要以“边际生产成本”为原则，转移那些边际生产成本呈现恶化状态的加工贸易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最佳区位选择应该是在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从距离上看，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比较接近，运输成本较低。非洲、南美、东欧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发展经济、资金短缺和解决国内就业的困难，而我国“边际产业”相对起步较早、规模较大、技术较好、成本较低，选择上述投资区位既有利于东道国问题的解决，加快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同时，也能实现我国产业的外部延伸，增强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双赢。
“避税型”区位选择——将出口依赖度较高的外贸产业向那些拥有出口免税区的国家转移。我国纺织、服装鞋帽、通信设备、化学工业等产业，对出口的需求依赖度高。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出口到国外，消耗的是国内资源，污染的是国内环境，因此从资源与环境压力的角度考虑，应该将这类企业转移出去。目前，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拥有出口免税区，如果中国将外贸加工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可以实现“双赢”：一方面，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中国可利用外部资源，“借鸡生蛋”。
高端道路：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获得技术、销售网络，并规避“双反”。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美国式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对于中国“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具有很强的比较和借鉴意义。在这里，“优势产业”不仅是产业本身，还应该包括“优势企业”。“优势产业”更适合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高阶梯的国家或地区。
中国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种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由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顺序。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遵从这一顺序，从一开始就零星地开展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不断增加。这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化战略型投资和创业活动，被称为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另一条路线，但却是中国实现开拓海外市场、规避欧美反倾销诉讼、获取先进技术以及与世界经济接轨等目的的最佳途径。
“技术寻求型”区域选择——投资欧美国家的优质资产，以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和技术。全球著名品牌主要云集在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家，它们掌握着某些产业的核心技术，是行业主导者。如欧盟高技术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与环境技术等领域，这些都是我国进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近十年，欧美国家的优质资产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收购目标。据德勤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金额占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45%。而美国和德国是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国。2001～2012上半年，我国在美国和德国分别发生了8起和19起并购交易。金融危机期间，更是中国兼并收购的极好机会，国内有些生产型企业通过对国际品牌进行投资可获取一个较高的起点。例如，浙江诺亚纺织收购意大利爱慕帝威MDV，南山纺织服饰完成了对意大利服装品牌DELLMA的收购，北京金亚科技收购了英国Harvard International plc的全部股份；TCL集团旗下的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子、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尔沃等；雅戈尔也利用品牌投资模式成功进入欧美市场，最终树立自己的知名品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市场网络获得型”区域选择——中国“比较优势产业”投资发达国家实业，以获得全球销售网络。欧洲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祥地，美国高科技全球领先，赴欧美投资实业，将扩大中国企业的资产和海外实体，为企业国际化和技术升级积累要素。如果不在欧美拥有强大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实体，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大部分“比较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布局，更多是以开拓销售市场为目的。我国“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具有一些传统优势的产业，如中医中药、古典园林、传统食品等领域，这些都是我国专有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仿制、仿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专有技术是垄断技术的一种，其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十分乐观。二是已具有世界知名品牌的产业，如已入选世界品牌百强的23个品牌（CCTV、中国移动、工商银行、国家电网、海尔、联想、五粮液、中石化、鞍山钢铁等）。这些企业的经营业绩优秀，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净利润中一项或几项均保持较高的增长。这些产业能够基于产品优势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竞争。从国际环境看，目前欧盟应该是中国“比较优势产业”走出去的最佳选择。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欧盟拥有先进技术、熟练劳动力、法律环境透明度较高的稳定投资环境（中国公司很少遇到审批的障碍）。
“规避双反型”区位选择——通过委外加工、国外办厂的方式，应对来自贸易壁垒的挑战。自2004年加拿大首次对我国烧烤架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以来，中国连续十几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和连续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尤其是近两年，中国的光伏产业接连遭遇美国、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据测算，如果“双反”最终成行，国内光伏行业在一年内至少需关闭掉45%的产能。为了规避“双反”，国内企业更是要向海外进行产业布局，通过委外加工、国外办厂的方式，应对来自贸易壁垒的挑战。如澳大利亚就是我国光伏过剩产能转移出处。由于澳洲没有光伏生产企业，中国企业不会面临与澳本土企业的竞争，亦不会产生类似欧美“双反”的贸易摩擦。
中国产能国际转移方式选择
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商品输出方式对外援助，以消化过剩产能。中国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果中国对外援助是信贷方式，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即规定信贷援助的60%用于制造业的投资，而这些商品来源必须向中国采购。这种项目的实施可以带动劳动力及多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出口，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援助计划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获取中国的国家利益。
通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基础设施援建”债券，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非洲拥有丰富资源，有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缺乏连接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公路网等基础设施，这成为吸引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障碍。2013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对非洲10国实施基础设施援建计划，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为设想中的开发对象国。中国也可以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工业振兴”债券、“共享发展计划”债券、“基础设施援建”债券等，支持制造业企业在非洲、拉美或中东等地从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对方可以以人民币或者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勘采权益等方式来偿还。这不但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布局有所促进，也可以间接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③
通过对外承包工程消化过剩产能。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和基础制造业等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造血”功能的领域。对外承包工程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境外设厂，既实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纺织、建材等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又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同时，通过对交通、电力等特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强化自身在东道国的影响，可以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在紧缺物资和战略性资源开发方面的“一揽子”合作。据统计，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每增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可增加4.92美元。事实上，中国制造业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取得了明显的产能输出效果。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2011年度国际承包商和全球承包商前225强排行榜，我国进入国际承包商225强的企业共51家。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从1980年的1.8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7.9%。另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1～8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为76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6%；新签合同额为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7%。
以“债权变股权”方式走进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实现主权财富保值增值。截至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44万亿美元，其中1.26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中国国家财富也在不断缩水。我们有必要创新和调整中国对欧美投资债券的思路。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处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到兼做股票投资。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通过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实现对欧美金融投资向对实体经济投资的转换，这既能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又能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目前，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美国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可以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和金融债作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于美国的新兴产业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可以藉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中国的国内就业。
注释
Raymond Vem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66.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的讲话”，2013年9月22日。
张茉楠：“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化解产能过剩”，《中国产经新闻报》，2009年7月20日。
Selecting the Path for China's Next Phas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Japanese and US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Production Capacity
Dong Xiaojun
Abstract: Transferring domestic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seas in an orderly manner through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points the way for China's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means that in order to carry o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nowadays,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general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world economic t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wo theories of transfer of global production capacity have been created: the American "advantageou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Japanese "marginal industry transfer". Based on them, China can transfer its low-end "marginal industry"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fer its high-e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to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o as to transfer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excess capacity, production capacity transfer, the Marshall Plan
【作者简介】
董小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家金融战略与国家金融安全、低碳经济。主要著作：《财富的逻辑》、《金融的力量》、《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研究》、《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投资银行与企业并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