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制度绩效实现的限度
任何一套制度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长期不变、永存永恒的，都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空限度。制度优势和劣势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是如何适应环境的要求，扬优抑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这些优势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通过经济增长弥补甚至掩盖了制度的劣势。
国际社会囿于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将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一般化，用苏联体制的命运或者威权体制的命运来简单类比中国制度的前景，只关注中国制度的弱点，得出的结论大多是悲观的。而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又将中国的制度优势盲目放大，将学术讨论扩散为政治判断，压缩了讨论的空间和想象的可能。这两类分析都存在着观念先行的内在缺陷，难以客观地看待充满活力的丰富现实。
对于中国制度优劣的认识，应该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多个国家，而非个别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系，进行多方位的比较，既要避免“西方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的“历史终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夸大本国制度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制度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但在运行中遵循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各国，无不是实现了制度形式的独特性与制度运行的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中国也不例外；二是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增多，为中国制度绩效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不断通过明显的制度绩效强化本国社会对这套制度的认同，改变国际社会对于这套制度的偏见，从而为制度运行创造了更好的内外部环境。
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制度的绩效。在未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检验中国制度绩效发挥的限度。因此，中国的制度不能因为已经发挥出优势而放弃进一步改革完善的努力，优势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要求的变化而逐步丧失，制度优势的升级势在必行。
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制度优势的升级转变，必须实现两个重要任务：一是将不断多元化的社会与整体性的制度实现更契合的对接，充分发挥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使制度优势从国家中心向国家与社会合作方向转变；二是针对现有制度框架大、细节弱的特点，从机制、措施、技术等方面入手，提高制度运行的精细化水平，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使制度的优势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向调整社会关系转变。
注释：
[1]Will Straw, Alex Glennie.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 January 2012.
[2]M.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p. 4-5.
[3]Charles A.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4]Merilee S. Grindle. 2010. "Good Governance: The Inflation of an Idea", CID Working Paper NO. 202.
[5]Francis Fukuyama,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12, Volume 23, Number 1.
[6]［美］帕拉格·卡纳．民主或效率：21世纪的挑战[A].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徐向梅等译．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79.
[7]Ha-Joon Chang,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WIDER Jubilee Conference, 17-18 June, 2005.
[8]WIDER, Helsinki, Charles A.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1995(4).
[10]［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沈汉译．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0.
[11]L. Pye,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L. Binder et al. (eds.),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35.
[12]［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译．国家兴衰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
[14]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A].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13.
[15]F. Fukuyama, 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1.
[16]Eric X. Li,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17]［美］尼尔·弗雷格斯坦著，甄志宏译．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高柏．魔方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6).
[1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能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2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21]［印度］阿什瓦尼·塞思著，谷晓静、别曼编译．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1): 98－106.
[22]Edward Deering Mansfield, Jack Lewis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23]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 London: Polity Press, 2013.
[24]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A].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348.
[25]［英］约翰·格雷著，张敦敏译．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65.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