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信任的总体水平
我们将受访者对于医疗保障信任问卷的回答赋值、求和并转化为百分制，得到我国公民对于医疗保障信任指数的得分，分值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表明公众对于医疗保障体系的信任程度越高。50分为临界点，高于50分，则大体上认为公众对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是持信任的态度；低于50分则相反。在分别对医疗保障供方信任、保方信任和管方信任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本次研究得出的总体医疗保障体系信任指数为60.0（见图1），在临界点之上，属于中等偏高。其中，对于医疗保障供方的信任指数中等偏低，为48.21，对于保方和管方的信任指数中等偏高，分别为69.69和67.13。
调查问卷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为了更好地概括公众对于医疗保障信任所持态度，我们将调查结果分为三个水平。选择5（非常同意）和4（比较同意）的归为“同意”，选择3（一般）的归为“中立”，选择2（比较不同意）和1（非常不同意）的归为“不同意”。具体结果和分析结果见图2至图4所示。
医疗保障供方信任水平偏低。医疗保障系统中的供方是指为需求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公众对于医疗保障供方的信任指数为48.21（见图1），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具体情况见图2所示。我们主要考察了公众对于医务人员技术水平、能力和诊断结果的信任水平，以及对于药物和医疗仪器使用情况的信任程度。
对于医疗保障供方系统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过度医疗”的认知方面，药械费比高是导致民众对于医疗保障供方不信任的主要原因。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医生并没有按需开药，医院存在过度用药问题。仅有35.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医疗活动中没有接受不必要的检查。
“看病贵”是导致民众产生“过度医疗”感知的主要原因。在我们的调查中，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本来100块钱就可以看好的病，现在医生会开200块钱的药”。据统计，1980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是1.62元，平均住院费用是40元；2012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84.6元，人均住院费用2417.9元②——32年间分别上涨了52倍和60倍。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大大超出了人民群众收入增速的幅度。
一方面，“看病贵”有其合理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档医疗器械和仪器的使用增加，住院时间和恢复期延长，都增加了医疗费用的开支。另一方面，“看病贵”也有其不合理性。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服务机构诱导需方消费，凡诊必查、大处方、大检查、高价药的现行比比皆是，“以药养医”的现象在我国仍普遍存在。
相应地，对于医生能力的信任程度也不乐观。相信医生的技术达标和诊断结果的受访者还不足四成。对于医生能力的信任度低，一方面，与过度医疗行为密切相关。Arrow（1963）③在《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患者在医疗信息市场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增加了患者消费医疗服务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医患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是导致患者对医生能力信任度不高的原因。信任的二元互动模型显示，人际信任是在双方互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人际交流是促进双方互动的有效方式。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过手术史的个体（M = 3.15，SD = .62）对于医生的信任度显著地高于其他个体（M = 2.90， SD = .72），t = 2.31，p <.05。有过手术史的个体需要住院治疗，与医生之间的有效沟通远远多于门诊就医的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也就随之上升。
然而，在我国，医疗资源现在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公众的医疗需求，这导致医患之间的有效交流还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要。2012年的《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2年全国门诊总量为68.9亿人次，较上年增长9.9%，卫生技术人员为667.9万人，较上年增长7.7%，我国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4.96人。④可见，我国医疗资源的供应还远远赶不上需求量，医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进行病情的分析交流。越是在患者蜂拥而至的医院，医生的工作负荷量越大，医患之间的有效交流越是不能实现。
医疗保障保方信任水平最高。公众对于医疗保障保方的信任指数为69.69（见图1），属于中等偏高水平，具体情况见图3所示。从调查结果上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可以满足其需要，并超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对于医疗保险的投资是值得的，可以增加个体患病时的安全感。
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医保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1998年以来，我国在城市逐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国有企事业单位公费医疗也在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过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自2007年起，我国建立起了覆盖城镇非就业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同时，从资源结构上看，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2010年的35.3%下降到2011年的34.8%，病人个人负担有所减轻。⑤从本次调查结果看，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能够落实医保资金，基本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医疗消费，因此，民众对于政府主导的医保信任指数最高。
医疗保障管方信任水平中等偏高。公众对于医疗保障管方的信任指数为67.13（见图1），属于中等偏高水平，具体情况见图4所示。公众对于政府的医疗保障管理能力信任程度较高，并对医疗保障体系未来持乐观心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相信政府可以克服困难建立健全医疗保障系统；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相信政府会在医疗改革中加大报销比例。可见，我国民众大部分可以接受现在医疗改革中的不完善状况，并对医疗改革的未来保持乐观期待。
同时，我们还看到，当问及“我相信政府能科学地规划新医院的建设”时，不到半数的受访者对这一问题持肯定的态度。这反映出，现在我国医院布局还存在着不合理现象，民众对于未来政府合理规划医院建设的能力表示担忧。
我国现阶段的医院布局确实还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城乡之间的医疗资源占有差距过大，市级地区集中了过多的医疗资源，但布局又有不尽合理之处，有的区域过于密集，而有的区域则过于稀疏。以北京市为例，2012年东城区的常住人口有90.8万，三甲医院有12家，而昌平区常住人口183万，三甲医院仅回龙观医院一家。同时，我国医疗服务机构的结构也存在不协调现象，医疗行业的“马太效应”比比皆是。三级医院越办越兴旺，而小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则相对闲置。以2012年床位使用率为例，三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为104.5%，属于超负荷运作，而一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仅为60.4%。可见，基层医院、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还没有形成合理有效的分工。
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障信任水平差异
医疗保障信任整体水平呈区域化特点，居住在一线城市的民众对于医疗保障信任度最低，而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障信任度最高。我们将受访者的居住地分为一线城市、普通城镇和农村。通过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医疗保障信任在居住地上的差异显著（见表3）。不管是医疗保障总体信任水平，还是对供方、保方和管方三方面的信任水平，居住在农村的民众的信任指数都是最高的，其次为普通城镇居民，信任指数最低的是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居民。LSD事后分析可见，生活在地域两端的一线城市和农村的民众对于医疗保障的总体信任差异最显著（p = .013），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医疗保障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差异上（p = .01）。
农村居民对于我国医疗保障信任的提升得益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的建立，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新农合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开始试点，覆盖率逐年扩大。参合率从2005年的75.7%上升到2012年的98.3%，参合人口从2005年的1.79亿上升到2012年的8.05亿，基本实现覆盖全国农村居民。并且，新农合基金收支的管理力度加大，2012年全国新农合统筹基金当年结余率为3.1%，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⑥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我国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从无到有，从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到得到政府保障并逐年增强，农村居民实实在在地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中获益，参合农民的就医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这增强了农村居民对于政府医疗保障的信任感。
相对于农村居民近年来医疗保障环境的改善，一线城市居民与国际的接轨更早更近，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居民大部分一直处于有政府医疗保障的范围之内，但是，相对于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从“无”到“有”的心理满足感而言，一线城市居民从“有”到“更好”的心理期待更难得到满足。因此，二者社会比较客体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两地居民对医疗保障的信任感存在差异。
工作类型影响医疗保障信任。工作单位类型在总体医疗保障信任感上的差异显著（F = 4.91，p <.01）。LSD事后分析发现，政府部门和国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差异不大，差异存在于私企工作人员与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间。私企工作人员医疗保障信任感显著低于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种医疗保障信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医疗保障保方的信任和对管方的信任上（见表3）。
调查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在私企与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中的覆盖率存在显著差异（x² = 53.05，p < .001）。在受访者中，政府部门和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公费医疗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都超过了95%，医疗保障基本覆盖了所有职工。相比之下，私企工作人员中仅超过一半的个体（56%）享受到了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受访者中还有3.9%的个体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998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然而，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该制度的执行力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受企业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所限，实际参保人群覆盖面有很大局限，医疗保障体系的法律法规还不能有效地约束私营业主，使其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障。这也导致私企人员对于医疗保障管方的信任度显著低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对于非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行为的总体信任水平普遍偏低
我们还分别调查了民众对商业医疗保险和私立医院的信任感。调查发现，民众对于商业医疗保险的信任度中等偏低（M = 2.80，SD = .61），t = -7.10，p < .001。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起步晚，规模不大、专业化程度较低、风险控制能力薄弱、外部经营环境有待改善，商业医疗保险水平还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步伐，产品还没有丰富起来，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同时，理赔手续较繁琐，等待时间长，使一些民众望而却步。加之商业医疗保险的宣传不够，导致民众对其信任度较低，参保人员不足。在美国，80%以上的人口享有商业医疗保险；然而，本次调查受访的群体中，仅有29.2%的个体购买过商业医疗保险。
本次调查还发现，公众对于私立医院的信任程度中等偏低（M=2.78，SD=.89），显著地低于对于公立医院的信任度（M= 3.12，SD= 0.88），t = 7.13，p < .001。现阶段，我国的私立医院仍存在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民众缺乏信任等一系列问题。⑦国家对于医疗体系的管理，既要管，又要办，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庇护公立医院，私立医院面对的是完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税收、人员招聘和晋升、医保定点等方面不能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的政策。这导致私立医院使用非正当手段谋取经济效益，使民众对私立医院形成了不良的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