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自身硬实力空前增强。但是对政治合法性和软实力建设重视不足，今后必须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出发，切实增强全社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破解日益增大的“两极分化”危险；同时，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和优势，始终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能够驾驭市场经济；既要搞民生，又要搞建设，既要立足现实，又要为理想而奋斗。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文化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以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历程为基础，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重要的工作；而推动财政与金融领域的改革，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新阶段、新境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主心骨”加强、改善党对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事业胜利的保证。
文化领导权与新的世界共识
目前，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新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第一，目前，中国遇到的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市场问题。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经济和市场的手段就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第二，今天遇到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用西方的那一整套话语、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就可以解决的。西方的道路和经验值得参考，但那种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处于它们发展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照抄一下它们的道路和经验就可以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要坚持、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前地增强了自身的硬实力。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硬实力是不行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位居第一。不过，中国也存在不足和危机，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硬实力讲得多，软实力重视得少，经济方面讲得多，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文明讲得不够，导致的结果是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觉反而有所下降，最终暴露出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问题。
当然，若没有硬实力作基础，软实力就是虚的。但是，如果在今天中国有了硬实力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还不重视政治合法性和软实力建设，长此以往，就不仅仅是丧失文化自觉和政治自信的问题了。当前流行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同时期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揭示的，当时主导法国的上层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已经发生了裂隙，大地产商与金融集团之间存在矛盾，而中小企业主与大地产商和金融集团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注意从协调各阶层矛盾的角度，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设的领导权，更遗憾的是：法国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不但没有战略眼光去注意到这一点，而是一门心思去做那些破坏法国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在沙龙和媒体上散布极端情绪，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所以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人掀起的革命” 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实际上是在沙龙和媒体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发展的势头也是这样被终止的。这也说明了当年的法国为丧失文化领导权所付出的代价。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总体实力相对下降，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利于我们。但是，在人类历史即将发生大转变的关头，我们尤其需要以警醒的目光和警觉的心态注视着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当下美国相比较，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在同一时期工作、建设的着力点是不太一样的，这就警醒我们：在总体实力即将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要保持头脑清醒，更不能小看了奥巴马的“价值观战略”，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并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很糟。奥巴马上台之后，转变了思路和战略，一改美国一贯提倡实力和经济总量的做法，开始大讲西方政治和文明的先进性，努力占领世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之后打了四张牌：第一，环境牌。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类根本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制高点上，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是美国由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被动转向主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奥巴马把人类发展的根本困境，由严重的贫困问题、严重的世界不平等和经济差别转到了“地球变暖”上来，并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全人类”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头上。第二，东亚牌。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增长点，美国经济要恢复发展，就必须主导东亚并从东亚经济增长中捞取最大的“便宜”，所以他的这张牌就是挑动亚洲各国之间以及某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海和领土争议，然后再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秩序维护者”角色，从而一改美国一贯的以强凌弱的战争贩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地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乃至小国利益的保护者。日本右翼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重回“脱亚入欧”的“明治道路”，成为美国“价值观外交”的积极“拥趸”。第三，贸易牌。他不是把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归结为美国高收入、高负债造成的企业外包和外逃，更不是归结为美国长期通过发行国债维持的高消费，而是归结为所谓的“贸易不公正”——即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伙伴是通过剥削劳工方才实现了廉价产品的出口以及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这样一来，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却几乎无偿地消费着世界最廉价的商品这种不公正现象就被掩盖了，美国人均占有并消费的资源是中国的20倍这个巨大的不平等被掩盖了，而奥巴马倒是因为假惺惺地“同情劳工处境”，反而成为被一些左派人士热捧的“社会主义者”，风头出尽，人情作足。正因为今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号，于是他便由不劳而获者成为了公平正义的代表者，甚至成为了弱势群体代言者。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结为以高债务驱动高消费的资本主义发展痼疾，甚至不是归结为华尔街金融骗子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的投机诈骗，而是归结为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造成的高流动性，引起了金融泡沫，最终使美国受害。这种荒唐逻辑一举把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奥巴马上台后，在经济方面不是没有成绩（他在油页岩等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就很有成绩），但他最主要的着力点却是放在了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生态和重新修复美国发展道路、美国制度和美国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大窟窿”上。通过工作重心和着力点的转移，他几乎成功地把美国由一个反面典型，重新树立为“政治正确”的典范，起码是改变了他上台之初美国发展方式被全世界唾弃的极为被动的处境，重新为美国发展方式披上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全力去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话语主导权；而一旦有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国的问题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可以变经济上的被动为主动。坦率地说，奥巴马上台后的一系列“组合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引领经济，通过争取政治主动来改变经济被动的例证。
当然，美国从金融、外贸、环境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概括起来说，美国今天的战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实力不断下降的同时，转而通过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扮演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以其所谓巧实力和软实力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
当今世界的发展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出发，切实增强全社会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大问题——而在这个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以清醒的自觉，为宣传、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必须承认，恰恰是这一方面的既有工作成效十分令人惭愧。必须直言不讳指出：第一，马克思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曾经深刻地论述过信用与虚拟资本以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反对把生产资料以金融的方式组织起来，从没有反对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马克思一贯倡导破除金融和资本垄断、不断创新金融民主化、资本为劳动服务的道路，但是面对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试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可曾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振聋发聩地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源，国家重点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可曾对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揭示。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曾经指出，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就会成为“没有思想的经济学”，甚至流于统计；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就变成了教条和空话，这些话对于我们改造学风和文风，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第二，面对中国灿烂的历史、近代的屈辱、现代的复兴，中国可有李约瑟、宫崎市定那样的学者，以恢弘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提出并致力于回答“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走向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命题。第三，面对中国持续发展和美国持续衰落的大趋势，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之上的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已不再适用，因此，只有立足于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和普适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定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但我们今天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自信？可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并开始付诸行动？
学术应该讲政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必须讲政治。而讲政治是指学术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并深刻呼应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大转变这个政治背景。相反，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长期存在着一种令人感到不满和忧虑的情况，并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泛滥。学风、文风败坏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而这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因为它掩盖了根本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失落。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费缺乏，因为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那些必须进行大规模基层调研的项目），其实是不需要大笔经费的。当然，这么讲绝不是反对给予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研究项目以国家资助，而是要在做出成果后，对那些确实引起社会反响、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研究给予资助和奖励，但当前的机制却是相反。以行政下拨的方式运作大笔的科研经费，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易生腐败，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瓜分经费，而学者的精力都用在申请项目上、利用关系评奖邀虚名上，没有心思去做研究。
中央倡导要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面对危机和挑战作出的战略回应——但中国当前的研究和教学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我们应该警醒起来。自省是形成自觉和建立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自省，就没有自觉。
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而言，美国的学术更关心天下兴亡，比我们更讲政治。而关心天下兴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所以，要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首先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对工作的自我批评做起，从改造学风与文风做起，从自省做起，甚至是从知耻做起，此所谓“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多元，并不是指价值相对，更不是指价值虚无。在人类历史上，价值观从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但却总有一种价值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当代中国，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观出发，才能正确地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正确地看待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
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说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①今天，对于自由和民主的问题，并没有像小平同志所告诫的那样“着重讲”、“讲清楚”了，也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观深入到人心。
“着重讲”、“讲清楚”的关键，一是要简明扼要，二是要理直气壮。简而言之，就是必须着重讲、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仅把他人当作手段和工具，而且也当作目的”——如果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
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把个人与共同体（集体）对立起来；同时，它又把国家、政治和共同体理解为负面的、保守的和压迫性的因素，而把社会、经济和个人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解放的和自由的因素。以这种机械的、割裂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释放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并以此来反抗国家的、政治的和共同体的“专制”与“压迫”的过程。
这种观察方法的明显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国长期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同时，也不符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是开始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列宁和宫崎市定等人，都是这样看待中国长期的改革与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对立；正是为了增强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才启动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改革，因此，这样的改革也叫“变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变法为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彼此推动的过程，而绝非一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从中国长期历史上看，国家会为了提高效率和治理能力以及对抗外侮的能力而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而经济改革则又反过来推动政治效率的不断提高；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其共同目标都是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和能力，以及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发生的“债务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础上的，即国家以税收为抵押，把财政和金融权力让渡给一个垄断金融资产阶级，这种“债务国家”的政治形式，以1910年美联储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其实质是垄断金融集团支配国家并掠夺世界人民，国家沦为金融资本的工具。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国家发展不好，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种经验也符合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实际。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强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国政治的强项，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不是阻碍。
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关于国家建设问题的著作《Nation Building》中指出，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这个观点代表了他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其实，如果我们客观地去思考，就会发现，当前西方社会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十分鲜明地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其实质就是“债务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失败，更严格地说，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破产了，沦为了典型的“失败国家”（其中，日本国债是其GDP的200％，美国是100％，欧盟是80％）；当前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巨额国债压力下的国家破产、政府破产，而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自由对立起来，这从根本上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毕生追求自由，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最为典范的自由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自由是康德所说的一项“命令”，它使我们能够、乃至必须从“他人”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不仅为“我”，而是能够乃至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仅要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当作目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共识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满足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以及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自我论的角度来说，人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也不是自我中心论，而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其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接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事物，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
康德在谈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自由秉赋时说：“这种情形永远都是令人惊异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惟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物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份幸福。尽管这一点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同时它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们一旦肯承认：有一类物种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类别，他们统统都是要死亡的，然而，这个物种却永不死亡、并且终将达到他们的秉赋的充分发展。”②
这种不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的自由，并不是从经验论和自我中心论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称为一项“命令”以及人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却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伟大的学者，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
显然，西方世界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称为“社会”的领域，但是，马克思却把它看作商品社会异化的产物，他认为这个强大的社会领域是由一系列“中间人”、代理人构成的。因为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他们作为私人劳动者，彼此之间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只有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交换法则的制订者和中介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深刻地指出：“我们知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一个极大的份额是属于那些中间人的，就经济来说，他们是金融业者、证券交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他们把营业的利润吸去了；就民法来说，律师是法律当事人的寄生品；就政治来说，议员比选民重要，大臣比主权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者重要；就宗教来说，上帝被中间人推到了幕后，中间人被牧师们所横夺，这些牧师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和牧羊者之间充作不可避免的中间人。”
马克思指出，中间人、代理人阶层通过垄断社会交往法则、经济交换法则，实际上支配着国家与社会，从而成为实际上的管理者——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的特点，即在这个社会里，真正支配着经济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投资和交换法则的制订者（金融业者和证券交易者），真正支配着政治的不是选民，而是代表和议员，真正支配着法律的不是正义，而是律师，真正支配着舆论的不是民意，而是媒体，真正支配着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师和教会。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拥趸”们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领域”，更没有把它视为“价值中立”的领域，在他看来，“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独占力量，这绝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马克思关注交换价值获得了独立性这个问题，其实是说：这个所谓“价值中立的领域”并不中立，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特殊利益者构成，这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点。
今天，独占性的“社会领域”在西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名称——服务业。当下，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一个特点是，伴随着高福利、高收入、高龄化陷阱，第一产业一派凋敝，而“服务业”繁荣昌盛。于是，伴随着经济危机日益繁荣的是媒体噱头的空前火爆，不但选举成为媒体战，而且传媒业的发展推动了党派政治的堕落，以至于面对着“财政悬崖”，美国两党还在打嘴仗，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两房按揭破灭了，律师们却大赚其钱，制造业失败了，华尔街则大获全胜，最终国家和社会变成失败者，只有中间人、代理人阶层获利。
可见，当前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端造成的，突出表现为：其一，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其二，以“社会”名义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阶层的独占。而高国债导致国家破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则是其鲜明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视，无法看到目前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们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迷惑，也就会同样看不清世界和中国的形势。
今天，对于网购所引发的商业革命有所感触的人们都会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抑制“中间人”利润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这也令我们想到，20世纪初亨利·福特所提出的，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以使得工人可以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小汽车的“福特主义”。但是，美国的金融垄断集团反对福特，反对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带动消费的福特方案，他们主张人们向银行贷款，以负债的方式促进消费的泡沫化发展道路，而后一条道路使利润归于银行家这个最大的“代理人”和“中间人”阶层。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点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马克思指出，中间人—代理人阶层、价值“中立”的领域，指的是议会、代表、垄断金融机构、媒体、律师，他们虽然代表着社会在分工中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始终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当他们成为一个不代表市民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领域，而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代理制、代议制、代言制和代表制，也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当现代西方社会忽视了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是个特殊的食利和利益阶层，而听任这个只代表自己利益的中间人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大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异化了、失衡了，这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所在。
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要重建社会和市民社会，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将简单的代议制、代表制，变成普通劳动者的参与制。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运动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发展，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对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对人类历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项特权变成了一项劳动，政治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劳动，跟一般社会生产劳动没有区别。
当前，群众对干部腐败问题非常不满。有人提出通过给官员加薪来抑制腐败，但是这不切实际。在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中，一是以坚持和实践群众路线来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二是马克思和列宁首创的民主方略，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措施：必须在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当中，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一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以群众路线和普通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来破除代议制、代理制的僵化，以使代表制度不被权力和金钱所绑架，不被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所独占、垄断。
同时，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更加清醒，西方发展方式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提醒我们不能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而必须要保证产业的安全，这就包括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调控。尽管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必须注意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保持在合理的比例，特别要防止虚拟经济和服务业比重过高。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不是靠在媒体上喊口号以及娱乐演出来拉动的，也不是靠打官司诉讼以及炒地皮、炒股票来实现的。德国是当前西方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其工业产出占GDP的30％以上，这表明，没有一个坚定的实体经济和创新产业队伍，片面地发展服务业，最终造成一个“中间人”阶层的独占和垄断，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
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的，不仅仅是干部腐败，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多次民调中，“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被视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两极分化既包括干部问题，又不仅仅限于干部问题，目前证券业者、股市操纵者、不良律师、媒体制造的明星，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差别。作为代表和支配着着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法则的群体，他们也必须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监督，收入也应该摊在阳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税收调节制度所规范。经济改革的要害是财政和金融改革，财政改革的要害是税制的改革，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经济民主和我们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波澜壮阔，历经千辛万苦，今天，中国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年轻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对于广大年轻人来说，只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万苦和曲折艰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感受“每一步”的来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认同这条伟大道路；而只有自觉继承前人大无畏的历史首创精神，才能真正确立起我们的自信。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六个字：“有计划，按比例”。其中，“有计划”是一切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国的独创和中国特色的鲜明表现。
在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所谓“有计划”，也就是指在国民经济布局中有计划、跨越式地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选择的普遍道路。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特色在于提出了“按比例”——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大部类，提出这三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同时，更进一步坚持：农业是三大部类的基础，只有粮食增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口粮，只有农民增收和扩大消费，才能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并加速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如果只强调“有计划”，而忽视了“按比例”，那就会出现苏联、东欧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一边倒”，这不但会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而且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这样一条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是很难走得通的。
1951年，陈云同志在《必须十分重视城乡交流》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农民增加了收入，购买力也就增加了，就要向城市购买工业品。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就喊毛主席万岁。这个问题一解决，农民增加了收入，实际上也就推销了城市的工业品，减少了失业工人，减少了失业救济，同时也增加了税收。所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陈云的讲话，进一步地概括了在“农轻重”之间，应该“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一条讲的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篇讲话，第一次把“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上升到“中国特色”的高度，他指出：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农业，发展农业，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今天看来，提出“农轻重”三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同时又提出按照“价值规律”促进城乡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核心，而我们后来的诸多探索、创新——包括今天依然称为工作重点之一的“调结构”，实际上都是从这简单的三个字发展来的。我们绝不能小看了这三个字，陈云同志在1979年就曾一言中的地概括说：“‘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是从改革开放时代的1979年肇始的。1979年3月，陈云同志发表了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文章，在重申“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基础上，这篇文章首次把“按比例”，创造性地阐述为必须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而不仅是此前所强调的在“农轻重”之间保持比例）。文章指出，优先发展什么、着力发展什么、乃至跨越式地发展什么——这当然就需要计划，但是，实现和落实计划，却不应仅仅依靠计划指令、行政命令，在很多时候、在许多经济领域，采用市场的手段——即以利润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价值规律为杠杆——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长期采用行政命令、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造成我们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还进一步指出，所谓“调结构”，不仅仅是指以前那种着力去保持“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而是必须调整我国经济领域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这个“根本问题”。文章还提出了调节经济的两种方式：即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后者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而只有很好地把这两种方式协调起来——这才可以叫作真正的“按比例”。文章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因为“发展生产力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本质的东西”，更是因为有些别有用心者，他们根本不打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坚持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搞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针对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逆流，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进一步阐释：之所以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因为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国内外两个条件——只有国际环境缓和，我们才能具备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只有国内环境稳定，我们才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反之，如果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价值观混乱了，中国社会就会再次出现一盘散沙乃至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盘散沙还搞什么建设？什么也搞不成！”。邓小平指出：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政治动力，而要保持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动力，从制度上说，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把“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层次，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协调的关系。这篇讲话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因此，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展开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加企业活力，其理论指导是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具体突破点是：充分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将这条道路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举，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归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报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这个决定体现出的壮士断腕的雄心壮志，将永载史册。但是，改革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所制定的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比较好地注意在财政与信贷之间保持比例，也没有比较好地注意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没有照顾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对于这一点，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
实际上，早在1988年10月，陈云同志就对“价格闯关”式的片面发展方式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即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农轻重”之间，特别是在财政与信贷之间要保持适当比例，而从政治上、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离开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价格闯关”就会罔顾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那样搞的结果就是没有稳定。如果银行和金融部门不顾国家的财政能力而乱放贷，那就势必造成通货膨胀，财政与金融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必然会出乱子。陈云指出：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重要讲话，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也标志着我们通过总结前进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终于攻克了经济体制改革这道难关。讲话的主要贡献是：其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论断，它将“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升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保持协调的新层次，从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二，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屋建瓴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简明扼要的一句话：“计划经济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
理论的创新需要制度的创新来保证。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决定》回答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其一，什么是市场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怎样体现并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决定》指出，通过创新税收和金融手段来实现这一点。这包括以分税制替代地方财政包干制，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以有效调节各地方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金融改革，厘清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关系，使其在维护金融安全、保障货币稳定，促进国家经济战略目标实现，实现投资盈利三个方面各司其职。其二，怎样在市场化改革中保障劳动者、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决定》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企业养老和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因为只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才能稳定，改革才能深入。其三，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以融资—债务—利润这一整体性的现代经济机制，来替代计划指令和行政命令的旧的企业管理方式，以此解放生产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强有力的顶层制度设计，破解了长期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结束了简单的计划指令型经济模式和长期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徘徊摸索，成功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为我们战胜此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越来越有竞争力，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崛起，令世界瞩目。
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千美元，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期望，中国经济增长跨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第一，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下降。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同时，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能力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如果概括起来讲，党的领导能力，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增强综合国力以及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市场经济，就必须懂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将劳动者转化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商品生产者，这个过程会造出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并使得这个阶层成为商品交换的组织者、商品交换法则的运用者和掌握者，无论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杜克海姆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从辩证的、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因此，他们都认识到：当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成为一个独占性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时候，现代社会就异化了。经济学的发展深刻指出：分工并不总是促进交换，分工更造成社会分化。而当前之所以出现了看病贵、养老难、上学难、打官司难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因为商品社会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一切社会交换、社会交往活动，都要被掌管着这些交往规则的中间人收费，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巨大利润，就是这样被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拿去了，而一般老百姓却往往没有能力去享受这些以市场社会组织者面目出现的代理人和中间人所提供的收费高昂的社会服务。而一旦国家迷信市场万能，放手让这样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去组织社会，那么，社会就一定会分化为少数能够享受市场服务者以及大部分被市场服务排除在外的人。而今天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而不能反过来被市场机制所利用，这是破解今天社会问题的要害。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说我们是成功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这首先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认识到：市场领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市场机制从它诞生起，就有着在人民与国家之间两头赢利的强大本能，就有着分化瓦解国家与社会、分化瓦解社会共同体的本能。只有承认这一点，看到这一点，才算是科学的态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市场瓦解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把人们抛入风险之中，而另一方面国家则由于调控能力下降，却无法去帮助那些在风险竞争中沦为弱势群体的人们，那我们的工作就被动了；如果某些中间人、代理人阶层，他们处心积虑地把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政府，把“国退民进”作为自己赢利的手段和借口，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而如果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或者束手无策，长期无法通过改善党和国家的工作而加强我们工作，那我们就危险了。
中国能不能发展、能不能稳定，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看党和国家能否真正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怎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其实说的就是党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是市场经济的方向，要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使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向着“利国利民”而不利于“中饱之人”的方向发展。加强党的领导能力的关键在于：党能否坚持群众路线，即党能否切实加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这个能力，而在今天，这尤其是指如何利用市场经济、驾驭市场机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关键是：我们要能够驾驭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制度，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沦为“拜物教”教徒——即拜倒在自己所创造的制度面前，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所驾驭、所支配。如果仅仅是把一切都推给市场去“服务”，那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认识到：能否建立和创造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能否驾驭和利用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和利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有厘清这两个区别，才能真正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势，才能在这种自觉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自信。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是决定性因素，而党是经济发展方向的决策者，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保卫者。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使税收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金融和投资为劳动、为劳动者和实体经济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艰苦奋斗”讲得不够，而且往往简单地把“过日子”、“过好日子”当作了时代口号甚至奋斗目标。
当然，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这种过好日子，绝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了今天不管明天。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一千美元，但这离发达国家、甚至离中等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离我们的奋斗目标还差得远。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且十分严峻：两亿农民进城，但如果进城后安置不好，那就会发生城市里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沿海和东部地区实现了大发展，但如果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那么边疆就没有稳定，国家甚至有分裂的危险；自从184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能力，如果人民只知道过自己的小日子，那我们就忘记了南京大屠杀这血的教训，如果中国的目标仅仅是致富，但富而不强，那么早晚还是会挨打。因此，不能为了眼前的增长、眼前的好日子，就忘记了增长不等于发展，忘记了粗放型的增长、结构失调的活力不是活力，因为如果那样，最终经济发展会乱套，我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会使发展不可持续。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但说到底，科学发展观讲的就是如何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吃好喝好”与艰苦奋斗、粗放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搞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但如果只强调改善生活忘了建设，长期讲先治窝、后治坡，那就十分地片面；因为这样一来改善生活就没有了坚实的基础，持续发展就更谈不上。不能忘记陈云同志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的告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伟大而丰富，但无论我们大家如何去阐释，都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经验：其一，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要始终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其二，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能够驾驭市场经济；既要搞民生，又要搞建设，既要立足现实，但又要为理想而奋斗。任何自信，都不能仅仅建立在眼前的好日子的基础上，只有明白我们未来会更美好，将来的发展会更伟大，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自信。
归根到底，自信的基础就是自强。没有自强，就没有自信。首先是党要自强，党必须重新焕发出压倒一切敌人，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战斗精神；其次是13亿中国人民要自强，不能满足于过眼前的好日子，而是要重新焕发出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英雄主义精神。哲学家罗素1965年在他的名著《中国问题》中曾经说：“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是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成功，让我们祝愿中国继续成功！”这个话说到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理财”与“生财”，即在于财政与金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人民一定能够重新焕发出英雄主义精神，克服改革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做好财政和金融改革这篇旷古未有的大文章。
1949年，毛泽东同志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们应该重温他当时的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③回顾历史，倍感前人创业之艰难，我们只有倍加珍惜走过的每一步，并始终把脚下的“每一步”看作“第一步”，才能稳步地、不屈不挠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④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②［德］伊曼努尔·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③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
④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Why Are We Confident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n Yuha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 unprecedented hard power. But it has made inadequate efforts towards issu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must size up the situation, take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whole society'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theory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pitalism,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mitigate the risk of grow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keen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two jobs at once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ach"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material progress on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e should develop market economy and be able to manage it;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stay rooted in reality, and struggle for the ideal.
Key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cultural leadership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人
文地理学，中国政治、经济史。主要著作有《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