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广义而言，汉学不应该仅仅是对中国文字、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华文明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形式延续下来的文明，因此，汉学是中国文化中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以及文明进程的载体。只有在广义定位的基础上，汉学才能真正发扬光大。从历史发展的大视觉看，作为汉学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面临巨大挑战。时至今日，中华民族虽已重新屹立于现代世界，但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却并未消除，实际上变得更加严峻。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机。这种危亡并不仅仅指疆土的沦陷，更意味着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消亡。此前，尽管中原大地屡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华民族所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其根本原因，是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华文明，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充实。这是一个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文化“主动”融合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逆转了中华文明的“主动”融合进程。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面临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更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这一次，侵入中国的“外族”不但不会融入中华民族，反而以其工业化的强势，在精神和文化上“西化”中国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危亡。为了救亡，中国人不得不从西方先进文化中寻求指导，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被动”融合过程。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赶走列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但是，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其推动的革命运动，阻断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进程。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继续“被动”融合，不断地学习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发展模式以至组织方式，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毕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领中国以“革命” 的形式启动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转变。在这一激烈、快速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严重滞后，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像西方文化那样去经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蜕变过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仍然滞留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这是“汉学”研究日益趋窄的根本原因。
发展到今天，“汉学”甚至被从“中国研究”中切割出来，成为在象牙塔中专门研究语言文字、文学戏曲等“传统文化”的“窄”学。汉学研究支离破碎，学者们基本上各自为战，鲜有协调与合作。“汉学家”一词在学术界成为专指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的学者，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则不属于这一范畴。一些西方学者或者致力于汉学的人，也有意无意地想把汉学变成一种博物馆文化，使其成为停滞于农耕经济中依然“之乎者也”的孔孟之道。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越来越强大，“汉学”研究却越来越狭隘，“汉学家”的圈子越来越小。今天，国外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并不精通中文，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从思想理论到教学研究，所使用的都是从西方文化搬来的话语体系。“汉学”(Sinology) 和 “中国学”(China Study) 之间语境和词汇的区隔，显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断裂。
必须将今天“汉学”的研究和交流引领到新的历史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即便是对中国持有疑惑甚至是“敌意”的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很难用西方的理论来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很难用西方的话语来恰当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碰撞中，出现了从“被动”融合再次转向“主动” 融合的趋势，开始拥有了主动性。然而，与历史上汉唐等盛世不同的是，文化的建设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丰富的底蕴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因而与今天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十分薄弱。今天的“汉学”，从概念、语境以至教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语境之中。这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使中国在对外讲解 “中国故事”时陷入语言困境。
因此，推动汉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进程刻不容缓。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是在既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断充实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表达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通过文化现代化，中国才能发展建立起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话语体系，从而真正地用自己的话语讲解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价值和理念。只有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模式”才有自己的价值支撑；中国梦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蕴；民族复兴才有稳固的、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基础。
目前，中国在各国举办了多种促进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有两个普遍性问题。一是大多由政府推动。所谓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既定社会的整体文明，因此文化活动应该是社会导向的，需要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二是还停留在文体娱乐的浅表层次。汉学还没有现代化，因而很难产生真正能够震撼心灵、获得认同的文化产品。
上述问题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重大的战略发展问题。中国在物质上步入现代化社会越成功、时间越长，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上的建设就越是急迫。如果文化现代化长期缺位，终将被其他先进文化所同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有长远的战略统筹，切忌急功近利。政府应该把握大方向，以“务虚”的姿态加以引导，直接的推动或太过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有时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要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来推动。只有经历自己的文化现代化，民族复兴才有扎实的文明基础，才能具有真正的软实力。这是我的期望，也应该是所有中国文化学者的共同责任。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