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经济结构的失衡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关注经济增长中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还有必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尽管在过去30年中，我们始终重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毫无疑问，依靠科技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往改革本身所带来的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依靠劳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未来几年中，依靠科技能否实现年均7.2%的增长依然是一个具有很大挑战的任务，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单纯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找不到那个国家的投资率高到几乎与消费率相若，而且在经过近30年的投资扩张以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实施，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量在2009年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边际资本产出率已经急剧下降，这不仅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大幅度减弱，而且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断上升。公共投资以基础设施为主，虽然空间很大，但是回收期长，收益率低。而从银行贷款的部门流向看，出于对贷款安全的担心，危机后也经历了从最先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到流向相对安全的居民住房贷款的转变。但是这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而在2012年欧债危机压力再度上升以后，扩大贷款的空间已经变小。
第三，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明显。然而，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要快于人们的认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15-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就开始逐年递减，同年扶养比开始上升。即使采用国际通用的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达到了峰值。这意味着依靠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马上就要结束，要维持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刻不容缓压力和挑战。
最后，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使中国经济再次面临紧缩的压力，我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政策？还有多少政策空间可以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呢？
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而现在，从钱的方面来看，为应对危机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负担还没有被经济增长所化解，银行系统的超贷还需要控制，地方债也需要偿付；从事的方面来看，上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长的项目，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呢？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事实上，在近年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当前的这些困境说明，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扭转习惯性的传统思维，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刻改革。新一轮的改革不仅能够带来新的改革红利，促进新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并能够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而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