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经济学的规律看，只要各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一致，则其经济体制会有趋同倾向，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也会呈现趋同倾向。因此，西方业已形成的全面的、包容性的和环保型的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系。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以粮食安全为前提；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必须真正消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是内生型的。如果脱离了这四条普遍规律，去寻求中国自己的城市化内在逻辑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城镇化应有别于世界各国而走自己道路的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实现现代化的捷径是尊重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 城市化 内生型城市化 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和现代化标准
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带有自己文明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国内有这么一种提法：认为中国城市化的体量和速度史无前例，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城市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这种提法既有新意，也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对此问题做些探讨，抛砖引玉，以求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少走弯路。
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悠久，文明之连续，令今日的国人总有一种愿望，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要走出一条有别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例如，中国喜欢用城镇化而不用城市化，便体现了这种标新立异的强烈愿望。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至今不知道如何翻译这个中国独创的术语。中国的官方文件在译成英语时，凡涉及城镇化的地方不得不照旧翻译成英语的“urbanization”。所以，如果某人只懂英语，只读英语文件，其实并不知道中国已经首创了一个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的新词。在文字上标新立异，毕竟关系不大，只要习惯了，也就知道某一用语的实际所指。可是，如果标新立异涉及经济规律、内在逻辑等，就不能等闲视之。
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决定于一国所奉行的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以下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需要另文讨论）。不过，如果这一国家现有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内在逻辑自然也是有严重破绽的。随着现有体制的改革，旧的城市化内在逻辑也必然会因新的体制的出现而被废弃，代之以新的内在逻辑。所以，关键还是需要审定现有体制本身是否合理，才能判断现有体制所决定的城市化内在逻辑是否不能变动，因而中国和西方两者的城市化内在逻辑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对立的关系。
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化确实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原因不难理解。现行体制由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成分加上新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成分混合而成。在这种混合体制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已经基本市场化，但要素的配置不得不基本借助行政干预，原因是要素市场的发育遇到现有所有制的严重障碍。这种体制所决定的城市化内在逻辑处处凸显中国特色，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内在逻辑迥然不同。
可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存在种种扭曲，其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有目共睹。造成这种扭曲和不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够彻底。举国上下的共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要彻底走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就要使市场发挥更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久的将来经历市场导向的重大改革，则新的经济体制自然会产生大大不同于现行体制的城市化内在逻辑。**
现代化标准。从经济学的规律看，只要各国将实现全面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则其经济体制就会有趋同倾向。经济体制的趋同又使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同样呈现强烈的趋同倾向。这是因为既然现代化本身肇端于西方，而西方又是最早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不管这些发达国家当年走过多少弯路，从现状来看，它们的现代化呈现一种全面的、包容性的和环保型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令人向往的。因此，全面的、包容性的和环保型的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国家是否进入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只要将现代化作为目标，则关于现代化的高标准只能由这些国家所提供。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国家企图通过中央计划经济另辟捷径，却以失败告终。因此，它们无法向中国提供值得借鉴的参照系。而亚非拉国家至今未实现现代化，当然更无法向中国提供值得一提的现代化参照系。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东亚模式显然是一种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好模式。中国的东亚邻居们尽管秉承的是和中国一样的儒学传统，但在二战之后，由于奉行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全面现代化。这种模式帮助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繁荣分享（以比较低的基尼系数值衡量）、相对环保的现代化。然而究其渊源，东亚模式仍然要追溯到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且它们始终以西方国家作为自己的赶超目标，只是东亚模式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的丰硕成果，主动发挥了动态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因而大大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所以，如果先验地拒绝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参照系，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场自说自话、没有参照系和赶超目标的随波逐流而已。中国只有在达到西方目前的现代化标准而又超出之后，才能谈论为世界提供新的现代化标准。
关于现代化究竟应采取市场道路还是中央计划经济道路的争论，首先是由像马克思这样生活于西方的学者所发动。他们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的严厉批评是市场经济后来日趋完善的极大动力。这说明市场经济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对中央计划经济这一歧途的最深刻的批判也来自于像哈耶克这样的西方学者。哈耶克指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既然要将社会的一切方面置于计划之下，自然是一种最需要各种信息的体制。然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恰恰因实行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垄断而消灭了所有的要素市场，因而将计划体制最急需的有关要素的价格信息的产生源头消灭了。如此一来，对供给和需求的各种预测和计划必然是基于空想和随心所欲。这种计划必然导致匮乏和过剩的长期共存，无法自动消弭供需的失衡，造成低效率和极大的浪费，导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的自我崩溃。由此可见，中央计划经济无法自我完善，因为这种体制无法消除以下最为致命的悖论：最需要信息的一种经济体制恰恰以消灭一切真实信息为前提才能存在。
通过反复的试验，人类终于排除了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作为通往现代化的途径。这样一来，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就必然发生趋同的倾向——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成为绝大部分国家的唯一选择。由此，经济体制的趋同也就必然带来城市化内在逻辑的趋同。这是因为城市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捷径，既然全面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借助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则这种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也必须是市场导向的。由于西方的经济体制是市场导向的，它所决定的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当然也是市场导向的。而中国的城市化迟早也要回归这一导向。因此，关于中国城市化应有别于西方而走自己道路的提法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上述关于现代化的途径和城市化的内在逻辑有趋同倾向的结论也许使一些国人十分失望。但是，不管追求何种新型城市（镇）化道路，最终目的恐怕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实现全面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标准是普世的，不应有东西和中外的分别。即使在文革时期，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对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时，所使用的现代化标准也遵循了世界标准，涵盖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所有领域。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达到这些标准致使它们被称为西方标准，从冠名权的角度看也并非不公平。如果不喜欢“西方标准”这个词，其实亦可替换成“国际标准”或“世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