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难以回避的普遍规律
重温城市化的历史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对当前正为房市泡沫、三农问题和农民工人口难以化解、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破除而痛苦的中国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化的前提——粮食安全。***城市的出现和壮大，一定是获得了剩余粮食的某种保障，用今日的语言就是粮食安全有一定的保障。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所得到的食品只够勉强糊口，并不产生剩余粮食。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非农人口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城市。
剩余粮食可以由本地生产，也可以像古希腊那样——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自身无法生产足够的剩余粮食——通过诸如陶器、葡萄酒、橄榄油等非粮食产品的输出，与拥有足够的剩余粮食的其他地区交换，获得支撑非农人口的剩余粮食。古希腊依靠国际贸易使自己的城市化率在2000多年前便一度达到30%左右，创造出以奥林匹克体育竞技、公共政策辩论会、大型音乐、歌舞、悲喜剧等演出为特色的、至今为人争相模仿的城邦文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曾达到城市化率的历史性高峰，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盛世。
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城或市的出现除了以粮食安全为前提外，本身也必须具有为社会运转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特殊功能才能发展壮大。因为，即使一个社会获得了剩余粮食的某种稳定性，使一部分人得以长期脱离农业生产成为非农人口。可是，这部分人本来也可以继续留在农村生活，为何他们在获得稳定的剩余粮食后，只要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一般都会选择离开农村，另外建立被称为城市的特殊空间作为自己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城或市的独特功能，它们因非农人口取得务农人口的剩余粮食的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那些能以暴力为后盾、以提供安全保障为名义、以税收的方式占有务农人口的剩余粮食的人，便成为统治精英，随之产生保护自己生命和保障自己财富的需要，最终会发展出城池这样的特殊空间形式，以高大的城墙、深广的壕沟和驻守其内的武装人员，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城内宫殿、神庙、仓库和豪宅中的财富免遭抢劫。在城的庇护下，政治领袖以神的化身或神的代表，举行盛大的典礼，感召人心，维系统治。所以，城在提供安全、秩序、祭祀和礼拜上的特殊功能，是政治学对城的兴起原因的解释。
剩余粮食也可以通过产品的等价交换，例如工匠可以用手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时，从事手工产品的人们会逐渐发现，通过聚居于有利于集市贸易的口岸或交通枢纽，既便于获得各种原材料，又便于发展专业化和分工合作，并通过分摊基础设施的成本，共享同一套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即通过所谓的集聚效应显著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使自己在交换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受到利益的驱动，本来居住于农村却可以脱离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会在这些口岸或交通枢纽聚集起来。集聚效应是经济学对以生产和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市的兴起原因的解释。城和市虽然有不同的起源和功能，但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它们往往可以兼有对方的功能，人们便以城市统称。
城市化的真谛——彻底消化而不是暂时利用农村人口。****虽然最早的城市兴起于几千年前的古文明中，但城市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要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剩余粮食大幅增加才有可能。城市化的实质是通过集聚效应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加速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速度，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转移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使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的过程。人口和土地的集聚所带来的边际效益（经济和福利的增量）一定要大于边际成本（例如因污染、拥堵和犯罪带来的成本）而能产生净效益，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人口和土地的集聚并不带来净集聚效益，即并不产生净经济增量，向这种城市集聚的企业并不能使生产成本得以下降，技术进步得以加快，那么，在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环境中，企业会迁走，人口因之萎缩。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便是一例。随着企业和居民大量外迁，当地的税收无法维持城市的日常运作，入不敷出，最后被迫申请破产。这说明该市的净集聚效应已经为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一条经济规律，要素要求自由流动以追求自身最高价值的实现是无法阻挡的。通过政治特权和社会等级制度阻止要素自由流通以期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不是沦为固步自封、万马齐喑、死水一潭、丧失创新能力，就是迎来天翻地覆的革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神权社会对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束缚，最后都因为违反人性和要素要求自由流动的经济规律而为历史遗弃。
内生型的城市化才有可持续性。一个社会所能支撑的纯政治性城市是有限的，因为这类城市的存在主要靠别处的财政转移，因而带有寄生性。这类城市可说是外生的，离开财政拨款就会萎缩。另一类城市依靠内在的经济活力而生存，不但不用别处的财政转移，而且自身还能源源不断地向别处输送税收，这类城市就是内生的。内生型的城市化不以政治势力的意愿为转移，完全基于要素要求实现自身更高价值的自利动力穷尽集聚效应的过程。
所以，从社会整体来说，城市化必须是内生的，其主要驱动力必须源于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作的理性反应以及对更高的回报率的追求。所以，只要允许要素自由流动，要素就会对价格差别（包括工资差别、利率差别、地租差别）作出反应，由供应过剩的地方流向供应不足的地方，以追求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在一些特定的空间，如果要素的集聚会带来更多的净效益或净福利的话，越来越多的要素就会在这些特定的空间集聚起来，以便穷尽集聚效应。这是内生型城市崛起的真正原因。
以上四条就是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就是：其一，城市化以粮食安全为前提；其二，城市化中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其三，城市化必须真正消化农村人口；其四，城市化必须是内生型的，由市场主导的穷尽集聚效应的过程才是可持续的。这些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脱离了这四条普遍规律去寻求中国自己的城市化内在逻辑，轻者陷于空想，重者导致新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