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自由主义动向：直面中国问题，而不是贩卖西方理论
对自由主义来说，2013年是艰难的一年。也在这一年，自由主义出现了若干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2013年初，新任领导人第一次外出，首先到深圳——邓小平启动新一轮改革之地，自由主义因此对改革充满期待。然而，很快就传来对自由主义不利的消息，尤其是舆论场域中出现反西方民主宪政潮，它针对的正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民主宪政。
整个夏秋季，自由主义圈中笼罩着悲观气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刚发布，悲观情绪似乎被证实了。不过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提出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方案。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呼吁的各种改革，在此方案中都有所体现，甚至超乎他们的期望。
大约也正因此，一向呼吁改革、曾陷入悲观情绪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失语状态。这与几年前高层有一点点改革的空洞呼声就得到欢呼，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在很大程度满足了自己诉求、主动进行改革的方案，很难批评，但也不好赞美，毕竟，批判是向来的姿态。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人在思想上丧失主体性，很多人以外国人的语言，热烈地讨论着外国人的议题。他们只是在宣传，而没有思想。
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者对此已有自觉，他们开始直面中国问题，而不是贩卖西方理论。许纪霖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探究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出路。2013年8月份，许纪霖、刘擎等人发起一次学术研讨会，议题是“国家的精神维度”。
这个议题本身就具有重大突破：教条自由主义向来的核心立场是国家的价值中立，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终于开始讨论国家的精神维度，而且他们对儒家普遍采取同情态度。许纪霖在其发言中提出，中华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它不得不面对和尊重中国土地上各种已有的文化传统。许纪霖认为，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否得以实现，要看中国是否能够走出核心价值的真空。既要顺应主流文明，内涵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又具有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
引入国家构建和文明复兴这两个维度，中国的自由主义已隐约找到新的生机。
自由主义三十年：批判现实，推动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来，大陆自由主义经历了三波发展：
第一波，由“文革”后期青年学生、“文革”受害者的地下反思起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得以系统表达。不过那时由于思想隔绝，几乎未能接触成熟的自由主义理论，这些人士普遍缺乏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只有一些零碎的观念与自由主义接近，其自由主义形象并不清晰。
第二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之繁荣。邓小平南方讲话力推市场化改革，故首先有经济自由主义之勃兴。经济自由主义带动了权利自由主义之繁荣，其代表人物有刘军宁、徐友渔、秦晖、雷颐等。受时代气氛影响，这一波自由主义特别重视财产权和自由市场，因此与新左派展开激烈辩论。由此，自由主义在学术圈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流范式是自由主义的。
这一波自由主义借新兴媒体之势传播，最初是都市报，随后是网络媒体，塑造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利用新兴媒体，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由此，自由主义渗透于新兴的中产阶层，而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观念。
第三波，过去十年，则有政治自由主义之兴起，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许章润、任剑涛等。六七年前，高全喜提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命题，自由主义须面对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与创制问题。由此，政治自由主义者围绕中国现代建国问题，对国家理性、革命、制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政治宪法学学科。
从形态或问题意识来看，自由主义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学术型，在学院中从事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国问题的关联若有若无。二，公知型，多为媒体人，运用自由主义的简单常识，在公共媒体上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公知群体的意见曾经具有广泛影响，有些娱乐明星、企业家也乐于以公知的立场发表意见。不过这两年来，公知的声誉似在下降。三，思想型，多在学院，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故并不追随西方学术，而是运用自由主义原则，相对自主地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在自由主义者中只是极少数。
就其具体主张而言，自由主义大体可归入两类：第一类，市场自由主义。多为经济学家，或受经济学影响较大的公知。其立论的核心是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故在政治上偏爱法治，而少谈民主，甚至公开反对民主，反对福利制度。第二类，人权自由主义。盛行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大多数公知也持这种立场。这一派自由主义者重视人权，尤其是重视底层权利，支持民众维权活动。他们重视民主，重视公平，因而也支持福利制度。
不管秉持什么立场，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不满意于现实。他们认为，与自由主义的理想相比，中国有诸多制度缺陷。因此，自由主义经常采取批评的立场。
自由主义第四波：对中国文化保持谦卑
中国的自由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现代转型失败之际，故其基本情绪是反传统。从新文化运动诸贤，到八十年代新启蒙，更不要说众多公知，皆将中国之种种现实问题，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故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必须摧毁传统。于是，自由主义的注意力转向文化，以理性的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而严重忽略政治的思考与制度构建。他们的制度变革方案是高度简化的：全盘引进。
然而，一向所向披靡的反传统情结与全盘引进方案，于今日均面临严重挑战。
当自由主义形成之初，中国与西方的物质差距相当大。故自由主义断言，中国文化、制度均存在致命缺陷。中国当奋起追赶，故须以外人成功的价值、风俗、制度全盘替换中国固有者。然而今天，中国已经强大。当代中国知识人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何以成功、繁荣？很多人不断预言，以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中国必不能繁荣。事实却非如此，为什么？反传统的、主张制度移植的自由主义对此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该怎么走？显然，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实现制度转型。但怎么改革？当改革只是抽象口号或被压制时，公共知识分子的改革呼吁有巨大贡献。而当改革全面展开时，需要创制立法之具体知识，但这显然不是中国自由主义擅长的。因为关注文化问题，因为相信制度移植，百年自由主义基本停留在常识宣传的层面，对相关制度缺乏细致研究、辨析，缺乏系统理论构建。可以说，百年中国自由主义启蒙有心，创制无力。
对中国来说，转型还有另一维度：文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而独特文明的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其内部秩序之型塑与世界历史责任之承担，均有赖于文化之培本固元。百年中国自由主义在此恰有巨大盲区，故而陷入奇怪的自相矛盾中：一方面相信传统文化妨碍了中国现代化，故激烈反传统；另一方面却相信建立新秩序不需要文化，而迷信制度。这样，文明复兴这样的重大新议题，长期以来没有进入自由主义的视野。
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不能不承担世界历史责任；中国也已进入一个政治新时代，其主题是全面改革、文明复兴。若延续过去二三十年来的心态和知识结构，自由主义者恐无力回应这两大时代性议题，很可能在观念舞台上被边缘化，不复过去二十年来的盛况。事实上，过去若干年，自由主义在思想、学术领域中，已遭遇多重挑战。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自由主义已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到第三波，引入国家制度构建和文明两个维度，大陆自由主义终于以建设性姿态切入当代中国最为核心的问题，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创造力。现在的问题是，这能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
作为横跨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读书人，我以为，自由主义需要一次转型，需要第四波发展。其要点在于，自由主义进入中国脉络。
为此，自由主义需要一种更谦卑的心态。百年自由主义有两类心态：独断的自由主义、谦卑的自由主义，前者居多。自由主义以启蒙为旗帜，而始终具有一种包打天下的心态。
这就是独断。百年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自负，试图越出政治领域，解决文化问题，因而遗忘了自己的本分，在政治思考上反而无所作为。谦卑不过是自由主义回归自己的本分。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只是一套政治原则，而且，还不能涵盖政治的全部。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单独承担起健全社会治理秩序构建和维护之全部任务。那就不要做如此想。比如，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信仰问题，不能解决人生价值问题，也不能解决基层社会组织问题。而这些对于人的得体生活和社会治理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其解决方案只能留给文明的教化。自由主义不能不对此保持开放心态。
归根到底，自由主义的谦卑当归结于对中国文明的谦卑。百年自由主义的独断源于其挟现代性而号令中国文化之傲慢，全盘批判、摧毁再重建方案背后则是自拔于中国文明之上的自负。缘于此心态，自由主义未在中国文明脉络中思考，也就不能切入中国转型的真正问题。自由主义需要中国意识的自觉，需要文明的自觉，需要内置于中国文明之中，以内部批判的立场思考文化与制度。如此自由主义方有可能切入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全面改革，文明复兴。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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