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有关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主要是议论国内问题。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较为尖锐，但他的社会改革主张并不具体细致；他特别重视农业问题，而对商品货币经济的态度比较消极。他把历史分为治世、乱世、衰世三个阶段；又以早时、午时、昏时比喻三个世代。他从财富分配状况探寻治乱兴衰的原因，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衰取决于贫富悬殊的状况。
上述观点说明龚自珍的历史观中具有合乎唯物主义的要素，但他否定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慑于农民起义，才提出改革主张；而改革的关键在于改革人心，特别是在位者人心；认为人心变，世俗才能变，才能拨乱反正。因此，其历史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农业经济思想
龚自珍的农业经济思想，具有浓重的农本主义色彩。他认为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天下之大富，必任土”。他之所以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一方面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农本思想有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这是从生产物的使用价值的认识出发的；另一方面，当时农业危机十分严重，失地农民不断增加。为了解决农业危机特别是流民问题，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农宗”，二是移民开发边疆土地。
“农宗”方案。龚自珍制订“农宗”方案的思想前提是反对农业中剧烈兼并和“大不相齐”，而“小不相齐”则是合理的。这一方案的基本点是，以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范围内，实行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地主阶级之间的再分配。他想借此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保住中小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于土地兼并的迅速进行，不仅广大农民大量丧失土地，就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土地也经常有被侵吞、兼并的危险。第二，“农宗”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农业生产的好的组织形式，以此来遏止农业生产力下降的趋势。第三，解决流民问题，把失地的农民安置在“农宗”这一生产组织中，可以防止动乱，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该方案的大体内容是：在土地占有的份额上，按宗法制度分为两个等级，即大宗和余夫；在雇佣关系上，大宗、余夫（土地所有者）为一方，闲民（被雇佣者）为一方。他的具体设计是：“大宗百亩之田不能以独治，役佃五。余夫二十五亩，亦不能以独治，役佃一。”①
这就是龚自珍解决流民问题的设想，亦即他所谓的“为天子养民”。他以一个大县为单位，估算了实行这个方案可安置流民的数量，即：“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群宗四，为田二百亩，则养天下无田者九人，……大县田四十万，则农为天子养民万八千人”。②他所谓的“养民”，不过是把失地农民重新束缚于地主的土地上，以保证封建地租剥削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可见，龚自珍的“农宗”方案，完全是改良主义的。
“农宗”是一个在封建宗法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单位，带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龚自珍的这一设想，作为交换的只是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不借助于货币，完全没有考虑专门经营为出售而生产的商业性农业。显然，这是排斥商品经济发展、维护自然经济的观点。
这一方案中，对闲民的剥削量是很大的。可见，此改革方案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如果说“农宗”方案解决流民问题，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只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实行土地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役佃的办法安置失地农民，那么在移民开发边疆的方案中，则是试图进一步解决流民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农业危机问题。③
移民垦疆。龚自珍认为，封建国家单纯依靠无限制地掠夺、压榨人民，只会导致民贫国弱，流民不断增加，封建政府财政短绌。最好的办法是移民开发边疆土地，一方面可以解决流民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生产，保证贡赋。因此，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主张：“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④特别是在福建、江西种植鸦片的农民，尽行移垦西北。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内地无地之民，变为西边有地之民。在开垦方式上，他提出了把封建垄断的土地变为自耕农民的土地关系，以便激发农民的自利心和个人求富的动机，发展农业生产。这些建议如果能够被采纳，就会涌现出大量的自耕农，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如前所述，移民开发边疆的目的，一是为了试图解决大量丧失土地的流民问题，以削弱农民的起义斗争，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危机；二是在于通过对广大西北的开垦，促进农业生产，以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对沿海农村经济的摧残，也是龚自珍考虑移民开发边疆的一个因素。这出于他的爱国思想，但却是一种消极的办法。
龚自珍的“农宗”方案和移民开发西北的方案并没有超越封建主义的范围。其目的也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尽管如此，他的方案肯定不会被当权派所采纳，因为“农宗”方案设想的土地再分配直接地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移民垦疆方案的积极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逐步加深、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情况下的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要求。这是因为它如果实现，就会出现大量的自耕农，从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⑤
商品、货币观点
龚自珍对流通领域的研究较少，他认为财富来自于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不会增加财富，进而认为商业只会起兼并财富的作用。他在《平均篇》中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⑥他反对巧取豪夺、危害民生的封建大商，对于一般商业，他是同意存在的。他认为商品只能起“以有易无”的作用，不能随意操纵商品价格，必须等价交换，即“使相当”。至于“使相当”的共同基础是什么，他没有加以说明。怎样“使相当”？他的办法是“使市官平之”。这说明他还停留在权威决定公平价格的认识水平上。⑦
龚自珍既然把商业限制在“以有易无”的范围里，与此相适应，他也把货币的职能局限为流通手段，主要是基于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基本的思想。从全国角度看，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基本的，而货币财富则是次要的。他只是把货币看作为便于商品流通的媒介物。
综上所述，食重于货，龚自珍认为货币只能作为流通手段的思想是极为明显的，至于回避的其他货币职能，他是不重视的。他极为反对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认为货币私藏不仅不能“使吏民使之”，并且会影响经济的正常活动，甚至会造成动乱。
从商品货币观点和食与货的关系的议论，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把国民经济限制到极大的自然经济状态；另一方面，他把货币职能局限为流通手段，而忽视了其他职能，特别是贮藏货币在商业资本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开阔了龚自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视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输入，特别是鸦片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形成严重银荒，银价不断上涨，影响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白银“有所化，有所溃，有所不返”所造成的这些后果，使得他的轻货思想有所修正，形成了“食货并重”的思想。⑧正是在这个“银漏于海”的问题上，他的爱国反英情绪很激烈，极力主张严禁鸦片进口。对国内吸食鸦片的统治者们，他极为痛恨，称他们为“食妖”，他尤其主张禁止在国内种植鸦片。
由此可见，龚自珍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经济思想，仍然是从农本思想出发，以保护本国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不同的是，他把货币问题提高到一定的地位，已经不是食本货末，而是“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的平列起来了。这是防止白银外流，发展国内农业生产，标本兼治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新的经济思想。⑨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⑩在中国近代动荡时期之初，龚自珍便敏锐地感觉到封建社会的厄运已经开始，对于封建政治进行了猛烈批判，勇敢地提出了变革主张，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他却开创了为国为民、勇于进取的一代新风。
（作者为辽宁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注释】
①②④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7页，第206页，第269页，第283页。
③⑩王延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流派》，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⑤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9～630页。
⑧李文治：《明清时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7页。
⑨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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